“哪里人？”
“山东...济南。”
济南。离海峡很远，离战争也很远了。林默涵沉默了几秒。远处，军舰的汽笛又响了，这次是两声，短促，尖锐。
“今天的事，回去怎么说？”他问。
王建平瞪着他，眼里有血丝。“你跑不了...港口已经封锁了...”
“我不跑。”林默涵说，把枪在手里转了个圈，“我会回去，回贸易行，继续当我的沈老板。而你——”他蹲下，平视着王建平，“你就说跟丢了。在码头被我甩掉，找了一圈没找到，就回去了。”
“为...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说真话，魏处长会认为你无能。军情局不需要无能的人。”林默涵站起身，把枪里的子弹退出来，一颗，两颗，三颗...七颗。黄铜弹壳落在湿地上，发出轻微的“嗒、嗒”声。他把空枪扔回给王建平。“拿着，回去吧。你的手需要看医生。”
王建平接住枪，愣住了。他看着地上的子弹，又看看林默涵，脸上是难以置信的表情。
“为什么...”他又问了一遍，但这次声音小了，像自言自语。
林默涵没有回答。他转身，往码头外走。走了几步，回头：“对了，告诉你一件事。”
王建平抬起头。
“你虎口没茧，”林默涵说，“下次装车夫，记得在手上抹点沙子，磨一磨。”
说完，他走了，留下王建平一个人跪在湿漉漉的码头上，手里握着空枪，身边散落着七颗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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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贸易行是十一点。雨又下起来了，淅淅沥沥的，像永远下不完。林默涵收起伞，在门口踩了跺脚，把鞋上的泥蹭掉。阿忠从柜台后抬头，眼睛一亮。
“老板回来了！刚才有客人来，说要谈糖的生意，我说您去邮局了，让他下午再来。”
“姓什么？”
“没说，就留了张名片。”阿忠递过来一张硬纸片。
林默涵接过。名片是白色的，很朴素，只印着一个名字：陈文彬，下面是地址：台北市迪化街一段XX号。没有电话，没有头衔，什么都没有。
陈文彬。他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这个名字，没有印象。但迪化街是台北的布行街，如果真是布商，来找他谈糖的生意也说得通——台湾的布商常兼做糖的转口贸易。
“下午几点？”
“说两点。”
“好。”林默涵把名片收进口袋。“太太呢？”
“在楼上，说头疼，躺一会儿。”
林默涵点点头，上楼。楼梯还是吱呀吱呀响，每一步都像在叹气。他走到卧室门口，轻轻推开门。陈明月侧躺在床上，背对着门，一动不动，像是睡着了。但林默涵知道她没睡——她的呼吸太浅，太规律，不像睡着的呼吸。
他在床边站了一会儿，看着她。陈明月的肩膀很瘦，旗袍下的脊背凸出清晰的线条。她总是吃很少，说怕胖，但他知道真正的原因：在饥饿的边缘保持清醒，这是多年地下工作养成的习惯。
“他走了。”林默涵说，声音很轻。
陈明月没动，但呼吸的节奏变了。“顺利吗？”
“顺利。”林默涵在床边坐下，床垫陷下去一点。“是个新手，叫王建平，二十四岁，济南人。我放他回去了。”
陈明月转过身，看着他。她的眼睛有点红，不知道是没睡好，还是哭过。“为什么放他？”
“他什么都不知道。杀了没用，留着反而可能有用。”
“有用？”
“年轻人，第一次任务就失败，回去肯定挨训。心里会有怨气，会不甘心。”林默涵说，目光落在窗外的雨上，“怨气和不甘心，有时候比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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