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
从那天起，陈明月就恨。恨那些开枪的人，恨这个不讲道理的世界，恨所有让一个孩子上街买铅笔却回不了家的东西。后来她知道了，要恨的不是某个人，是某种制度，是让子弹可以随便射向孩子的制度。
再后来，她遇到了林默涵。
不，不是林默涵，是“沈墨”。那个戴着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永远穿着熨烫平整的西装的男人。第一次见面是在高雄港的仓库，他检查一批刚从香港运来的布料，手指捻着布料的边缘，对着光看纹理。苏曼卿介绍她：“这是沈先生，做布料生意的。这是陈小姐，在纺织厂做工，对布料很懂。”
她伸出手，他轻轻一握就松开。他的手很凉，像玉，可握力很稳。他看着她，眼神透过镜片，温和，但深不见底。他说：“听说陈小姐能分辨出三十种棉布的支数？”
她点头。其实她能分辨五十种，但没说。
“那正好，”他从样品里抽出一匹布，“帮我看看这个是多少支？”
她接过来，对着光看，用拇指和食指捻了捻：“四十二支，埃及长绒棉，但掺了百分之十的短绒，应该是从印度转口的。”
他笑了，不是那种客套的笑，是真的、眼睛里也带着笑意的笑：“陈小姐好眼力。”
后来苏曼卿告诉她，那是试探。布料里藏了微缩胶卷，她如果说错了支数，或者表现出对棉布太不了解，接头就取消。可她说对了，不仅说对，还多说了“印度转口”——这是苏曼卿没告诉她的信息，是她自己看出来的。
于是她通过了第一次考验。
第二次是在他的贸易行。他说需要一个名义上的妻子，来做生意掩护。“可能会有危险，”他说得很直接，“也可能有一天需要你为我牺牲。”
她问：“为了什么？”
“为了更多的人不用牺牲。”他答。
她想了一会儿，说好。
没有犹豫，没有讨价还价。就像当年母亲坐在门槛上，坐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就瞎了。有些决定不需要想太久，因为心里早就想好了。
搬进盐埕区那间公寓的第一晚，他在地上用粉笔画了一条线，把小小的卧室分成两半。“你睡床，我睡地板，”他说，“如果有紧急情况，从窗户走，我在阁楼有发报机，能拖一会儿。”
她看着那条歪歪扭扭的线，突然很想笑。但没笑出来，只是点点头。
后来那条线慢慢模糊了。先是她洗地板，故意把那块洗得用力些。接着是有一天台风，雨从窗缝泼进来，打湿了他那半边地铺。她说“上来睡吧，地上潮”，他犹豫了很久，久到她以为他会拒绝，最后他还是抱着被子上来了。
床很小，两人背对背躺着，中间能塞下一个人。可他们的背偶尔会碰到，隔着薄薄的睡衣，能感觉到对方的体温。那一夜两人都没睡，听着窗外的风雨声，听着彼此压抑的呼吸声。
什么也没发生。后来也一直没发生。
苏曼卿有次私下问她：“你和沈先生，真的只是同志？”
她点头。
“可惜了，”苏曼卿点起一支烟，烟雾缭绕中看不清表情，“这么般配的两个人。”
陈明月没接话。她不觉得可惜。有些感情，不说破，不戳穿，就永远保持着某种洁净。像雪，捧在手里就化了，不如就让它远远地，在山头白着。
但有些夜晚，当他发报到凌晨，带着一身疲惫下楼，她会假装醒来，去厨房给他热一杯牛奶。他接过去，指尖不经意碰到她的手，两人都会很快缩回去。牛奶在杯子里晃，映出台灯的暖光，和彼此眼中一闪而过的、来不及藏好的什么。
“等胜利了，”有次他忽然说，说完自己都一愣，像是说漏嘴了，“我是说，等任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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