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点，江一苇走进了青岛东路军情局第三处的办公楼。

    他的脸色比昨天更加憔悴，眼下两片青黑像被人用墨汁涂上去的。昨晚他也几乎没有合眼——不是因为失眠，而是因为魏正宏交给他的那个任务。

    查“陈文彬“。

    大稻埕颜料行的老板。

    他今天早上六点就出了门，先是去了台北市警察局，调阅了“陈文彬“的户籍登记资料。资料很简单——陈文彬，男，三十一岁，籍贯浙江宁波，1949年来台，职业染料商人，居住在迪化街一段的出租屋里。登记时间是1954年6月，也就是半年前。

    表面上看，一切正常。

    但江一苇注意到一个细节——陈文彬的担保人，是一个叫“林德贵“的米行老板，而林德贵的米行，就在“文彬号“颜料行的隔壁。

    担保人就是隔壁店的老板？

    这太巧了。巧到不正常。

    江一苇又去了大稻埕的户政事务所，查阅了更详细的档案。他发现，陈文彬在办理户籍登记时，填写的“来台事由“是“经商“。但档案中没有附任何证明文件——没有船票存根，没有入境许可证复印件，没有任何可以佐证他1949年来台路线的官方文档。

    这在1955年的台湾是非常罕见的。当时的户籍管理虽然混乱，但基本的入境记录还是有的。一个没有入境证明的人，怎么可能在台北市落户？

    除非——他的户籍是后来“补录“的。而补录的渠道，不走正规程序。

    江一苇的手指在档案上停了很久。

    他想起魏正宏昨天说过的话——“沈墨在大稻埕开了一家颜料行，用的是'陈文彬'的假身份。“

    如果处长说的是真的，那么“陈文彬“的户籍档案必然是伪造的。而伪造一份1954年的户籍登记，需要打通的关节至少涉及户政事务所、警察局和区公所三个部门。这不是一个普通商人能做到的——它需要一张隐秘而高效的地下网络。

    一张属于共-产-党的地下网络。

    江一苇将档案合上，走出户政事务所。外面的雨已经变小了，变成了绵绵的细雨，像一层薄纱笼罩着整条迪化街。他撑起一把黑色的油纸伞，慢慢走向“文彬号“颜料行的方向。

    他没有直接进店，而是在对面的五金店门口站住了。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颜料行的全貌——木质门面、剥落的油漆、暗黄色的招牌。店门半掩着，竹帘垂下来，挡住了里面的视线。但江一苇注意到，竹帘的缝隙中透出一线微弱的灯光——煤油灯，不是电灯。

    一个1955年的台北商人，店里没有装电灯？

    这又是一个不合理的细节。

    大稻埕这片区域早在1953年就通了电，几乎所有的店铺都用上了电灯。只有那些极度贫困的家庭或者——有特殊需求的人——才会继续使用煤油灯。

    特殊需求是什么？

    是不能有电波干扰。

    江一苇的瞳孔微微收缩。

    他想起魏正宏办公室里那台无线电监测设备——军情局第三处上个月刚刚从美国进口了两台AN/GRR-5型无线电接收机，可以监听半径五十公里内的短波信号。魏正宏下令将这些设备部署在台北市的几个重点区域，其中包括大稻埕。

    如果“陈文彬“在使用无线电发报机，那么AN/GRR-5很可能已经捕捉到了他的信号。

    江一苇掏出怀表看了一眼——上午九点四十七分。他收起伞，穿过街道，走向颜料行的门口。

    竹帘被一只手从里面掀开。

    “陈文彬“站在柜台后面，穿着那件灰色的短褂，袖口挽到小臂中间，手上沾着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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