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1月15日，台北，凌晨三点。

    总统府军情局大楼的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墙壁上那几盏应急灯散发着惨绿色的幽光。整栋建筑像一头蛰伏的巨兽，在深秋的夜色中沉默地喘息着。魏正宏的办公室在三楼最东侧，窗户正对着总统府广场上的升旗台。

    魏正宏没有开灯。

    他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的台灯罩着一层厚厚的绿绒布，只漏出一小圈昏黄的光晕，刚好够他看清桌上的文件。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在深夜工作时绝不暴露自己的剪影，哪怕是对面大楼里此刻不可能有人。

    桌上摊着一份“台风-金门“作战方案的修订稿，红笔圈出了十几处修改意见。但魏正宏的目光并没有落在稿件上，而是盯着桌角那瓶安眠药。

    药瓶是白色的，塑料材质，瓶身上贴着“***钠“的标签，医院药房的标准出品。瓶子里还剩下大约三分之一的药片，大约二十多粒。按照他每晚服用两粒的频率，够用半个月。

    这瓶药本身没有任何异常。

    但魏正宏知道，它曾经被打开过。

    三天前，他半夜醒来去茶水间接水服药时，发现药瓶的瓶盖比他记忆中的位置偏转了大约十五度。作为一个每天严格按照固定流程生活的情报官员，他对这类细节有着近乎病态的敏感度——牙刷的朝向、钢笔的摆放角度、日历翻页的位置，任何微小的偏移都会被他察觉。

    药瓶被打开过，而且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

    魏正宏没有声张。他像往常一样倒出两粒药片，用温水服下，然后躺在床上等待睡意降临。但那晚他几乎没有睡着——不是因为失眠症，而是因为兴奋。

    有人进了他的办公室，翻了他的东西。

    而且这个人，很可能是他一直在找的那个“内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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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要从一个月前说起。

    10月中旬，魏正宏接到保密局转来的一份通报：高雄港海关截获了一批发往香港的货物，其中一箱茶叶的铅封有被动过的痕迹。开箱检查后发现，茶叶罐的底部夹层里藏着一卷微缩胶卷，上面记录了左营海军基地部分舰艇的维修记录。

    这批货物的发货人是“墨海贸易行“，负责人是一个叫沈墨的侨商。

    魏正宏当时并没有太在意。类似的事情在台湾各地时有发生，大多数都是小打小闹的情报搜集，构不成严重威胁。但出于职业习惯，他还是下令对沈墨进行例行调查。

    调查结果很快出来了：沈墨，男，32岁，祖籍福建晋江，幼年随父母侨居南洋，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经济学，1949年返回台湾经商。为人低调，交际面广但不深交，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贸易行的账目清晰，纳税记录良好，社会关系简单。

    一个标准的成功商人。

    但魏正宏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不是因为沈墨有什么明显的破绽，恰恰相反——是因为他太完美了。

    一个在乱世中经商的人，怎么可能没有一点瑕疵？怎么可能在各方势力的夹缝中游刃有余却不留下任何把柄？怎么可能在白色恐怖最严峻的时期，从来没有被任何情报机构约谈过？

    完美，本身就是最大的破绽。

    魏正宏决定亲自会一会这个沈墨。

    11月5日，台北“国际俱乐部“举办了一场商界联谊晚宴，魏正宏以军情局代表的身份出席。沈墨也在受邀之列——他是高雄商会的理事，经常参加此类活动。

    两人在自助餐台前“偶遇“了。

    “沈先生，久仰大名。“魏正宏端着一杯威士忌，笑容可掬地伸出了手，“高雄商会的后起之秀，魏某人早有耳闻。“

    “魏处长过奖了。“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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