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快也要半个月。而那条舰艇坐标，四天内不传出去，就永远没用了。

    他走到桌前坐下，拉开抽屉。抽屉最深处，在一叠报关单和几本旧账册下面，藏着一个铁皮盒子。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张照片，一个牛皮纸信封，还有一把勃朗宁M1910。他拿起照片。

    照片是去年妻子托人带来的。三岁的林晓棠站在老家的枣树下，扎着两个羊角辫，笑得眼睛弯成月牙，门牙缺了一颗。她穿着一件红色的小棉袄，袖口露出半截棉絮——那是妻子用他的旧军装改的，扣子还是他在部队时发的铜扣，上面有五角星的印子。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晓棠问爸爸何时回家。”字迹娟秀，但他认得出来，写信的人手在抖。“家”字的最后一捺拖得很长，像是舍不得写完。

    林默涵每次发报前都会看这张照片。这是他的习惯，也是他的仪式。发报前看一遍，发报后看一遍。看第一遍是为了记住自己是谁，看第二遍是为了提醒自己，有些人，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了。但今晚这张照片格外刺眼——中秋了。去年的中秋他也在高雄，一个人在阁楼上发报，连月饼都没吃，只在后半夜饿得不行，啃了半块苏打饼干。去年他想，没事，还有明年。今年他想，明年呢？

    他把照片翻过来扣在桌上。不能看了。再看，那股从下午开始就堵在胸口的东西就要涌出来了。他是一个被训练成忘记情感的人。1950年接受潜伏任务的时候，上级给了他三个月时间准备——三个月里他学了闽南语、学了糖业贸易的术语、学了模仿不同笔迹的技巧、学了微缩胶卷的拍摄和显影。但没有任何人教过他，怎么在中秋节的深夜，不去想女儿。

    他又打开了电台。手指依然在痉挛，敲电键的时候抖得厉害。他知道这样做太冒险——刚刚被监听过，应该静默至少四十八小时。但那组舰艇坐标像火炭一样烫着他的手指。没有时间了。情报员的宿命就是用自己换时间，用命换信息。他的指尖按住电键。嗒——嗒——嗒——他的手比平时慢了半拍。电键的手柄上那道凹槽，今晚格外深，像是在提醒他：你已经按了太多次了。

    就是这半拍的迟滞，让他的发报节奏出现了偏差。他的拇指不小心碰到了电键侧面的频率微调旋钮，信号在4.7兆赫和4.8兆赫之间跳了一下——只跳了一瞬，不到两秒，但对军情局的监听站来说，这个频率偏移足以构成一个致命的破绽：同一个发报员，同一个频段，连续发报超过八小时，手指疲劳导致频率不稳。发完最后一段之后他关掉电台，盯着桌上的照片背面发了好一阵呆。完了吗？也许。也许这个频率偏差已经足够让监听站锁定他的大致位置。也许明天的军情局会带着更强的监听设备，在高雄港附近拉网排查。但情报已经发出去了，四天后出港的“中山号”将准时出现在大陆雷达的监视屏上。至于他自己——明天的事，留给明天。

    他把照片放回铁皮盒子，关上抽屉，锁好。锁头咔嗒一声合上，像一声微弱的叹息。雨终于落下来了。噼里啪啦地砸在屋顶上，顺着瓦缝渗下来，滴在阁楼的地板上，滴在发报机上，滴在那碟冷却的烟灰上。窗户没关，雨水从老虎窗灌进来，打湿了咸鱼干，打湿了藏在咸鱼肚子里的天线。

    他没有去关窗。他做了一件更出格的事——把密码本从暗格里重新取了出来。不是要发报，而是要销毁。密码本只剩最后三页，没有新密码本补充，这三页用完就是废纸。按照纪律，废纸必须销毁，不能让敌人拿到一个字。他的手指慢慢摩挲着那三页纸的边缘，纸张已经被翻得起了毛，有些地方被汗渍洇得模糊了。每一个密码组，他都记得——不是记在纸上，是记在脑子里。七十组，全部背下来了。这是情报员的基本功，也是情报员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密码还在脑子里，敌人永远拿不到。

    他划了一根火柴。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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