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眼镜上拆下来的，架在右手食指和中指之间，像变戏法一样自然。
透过镜片，他看清了那两个便衣的脸。其中一个他认识——基隆港警务处外事股的小队长，姓周，去年因为走私案被江一苇处理过。按理说，这种人不可能出现在今天的码头，除非有人特意安排。
林默涵的瞳孔收缩了一下。
他重新翻回仓库阴影，从西装内袋掏出一支钢笔。拧开笔帽，笔杆里藏着一张对折的薄纸——那是备用联络方案。他快速写下四个字：“秀娥有变“。
然后他把纸折成极小的一块，塞进钢笔帽的夹层里。
接下来要做的事，他已经在脑子里演练过无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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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点五十分。
基隆港客运码头的广播开始播放登船通知。雾笛声低沉地响了两下，像一头老牛在远处叹息。
林秀娥到了。
她穿着一件灰蓝色的棉布旗袍，外面罩着米色开衫，头发挽成一个简单的髻，怀里抱着一个裹在淡绿色襁褓中的婴儿。襁褓边缘露出一小截白胖的手臂，拳头攥得紧紧的。
她看起来和普通赴港探亲的妇人没什么两样。
但林默涵知道，那件襁褓里缝着“台风计划“最终方案的全部微缩胶卷——江一苇用了一周时间，把七十多页文件缩印在六张邮票大小的胶片上，缝进了婴儿襁褓的夹层。
这是整个行动中最危险的一环。胶卷不能过海关的X光机——虽然1955年的设备还很原始，但足以让胶片曝光失效。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人肉携带“，赌海关人员不会对一个抱着婴儿的女人搜身太仔细。
江一苇站在检票口旁边，走上前去，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递给检票员。那是军情局的特别通行证，上面盖着第三处的钢印。
林默涵看不清通行证上的内容，但他注意到检票员的表情变了——从例行公事变成了犹豫，然后看了一眼旁边那个姓周的便衣。
江一苇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他的右手微微动了一下，像是想掏枪，又硬生生停住了。
林默涵的鞋底突然震动了三下。
不是江一苇发出的——是苏曼卿。她此刻应该在码头对面五十米外的报摊后面，用同样的设备监控着这边。三下震动代表：“情况有变，立即撤离。“
但撤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林秀娥带着胶卷留在台湾，意味着江一苇的身份随时可能暴露，意味着“台风计划“的情报将永远无法传回大陆。
林默涵的手指扣紧了钢笔。
他想起三天前的深夜，在台北植物园的凉亭里，江一苇说那句话时的表情——
“如果我出事，我老婆和孩子就是最后的保险。你们必须让他们走。“
“为什么？“林默涵问。
江一苇沉默了很久，久到林默娥以为他不会回答了。最后他说：“因为我弟弟是地下党。“
林默涵当时没有追问。但他记住了这句话。
现在，他必须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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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点零三分。
林默涵从仓库阴影中走了出来。
他换了一副面孔——不是“沈墨“的儒雅商人，也不是“陈文彬“的低调店主，而是过去三个月里他在台中山区练出来的另一种伪装：一个穿着灰色工装、戴着鸭舌帽的码头搬运工。脸上抹了机油，嘴唇抿成一条线，走路的姿势也变了——肩膀微塌，步子拖沓，像扛了一辈子麻袋的人。
他大步走向检票口。
经过江一苇身边时，他没有停下，只是用肩膀轻轻撞了一下江一苇的左臂。
这是一个暗号。意思是：“我接手。“
江一苇的瞳孔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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