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他低声说，一把将摇篮抱起来，“往船上去，现在。“
江一苇提起箱子，两人一前一后快步朝“维多利亚号“的登船口走去。林默涵走在前，用身体挡住摇篮，黑伞撑得低低的。江一苇跟在后面，脚步很快但很稳，没有回头。
登船口的值班人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兵，正缩在铁皮屋里烤火。看到有人过来，他懒洋洋地探出半个身子。
“登船时间还没到——“
“我妻子在船上犯病了。“江一苇用急促的闽南语说道，声音里带着恰到好处的慌乱，“孩子也跟着哭了一路，我得赶紧上去。“
老兵看了一眼他手里的手提箱和身后撑伞的人，又看了看天色——还早，但也不算太早。他嘟囔了一句“现在的读书人就是娇气“，挥了挥手放行了。
两人快步走上舷梯。
船上的走廊铺着暗红色的地毯，灯光昏暗。江一苇熟门熟路地拐了三个弯，来到头等舱的一间双人房门口。门虚掩着，推开门，妻子坐在靠窗的床沿上，脸色苍白，手里攥着一块手帕。
看到江一苇进来，她猛地站起来。
“一苇——“
“没事，都进来了。“江一苇把箱子放在地上，接过林默涵手里的摇篮，轻轻放在床中央。妻子俯下身，手伸进襁褓里摸了摸孩子的后背，确认零件还在，然后抬起头，朝林默涵点了点头。
林默涵站在门口，没有进房间。
他看着这一幕——江一苇蹲在床边，笨拙地拍着女儿的背哄她入睡；妻子坐在旁边，一只手搭在丈夫肩上，另一只手轻轻抚着孩子的额头。三个人挤在一张不算大的床上，窗外的天光一点点亮起来，把他们的轮廓镀上一层浅灰色的边。
这本来应该是最普通不过的一家三口。如果世界没有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们此刻应该在某个安静的小城里，丈夫上班，妻子带孩子，周末去公园野餐。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妻子即将带着孩子远走他乡，丈夫留下来面对未知的命运，而他们之间唯一的纽带，是一份藏在襁褓里的情报。
“沈先生。“江一苇的妻子忽然开口了。她的声音很轻，带着南方口音，“我听一苇说过你。谢谢你……帮他。“
林默涵微微一怔。
他不知道江一苇在家怎么称呼他。也许叫“沈先生“，也许叫“那个大陆来的人“，也许什么都没叫，只是在某个深夜的枕边，压低声音说了一句“有个朋友需要帮忙“。
但他还是点了点头。
“保重。“他说。
然后他退出去，轻轻带上了门。
走廊里安静得能听见地毯吸音后的脚步声。林默涵走到船舱尽头的安全门旁，推开一条缝，站在那里等。
六点零五分。广播里传来登船提醒，用国语和粤语各播了一遍。码头上开始嘈杂起来——旅客的说话声、行李车的轱辘声、汽笛声、海鸥的叫声混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混乱而充满生机的画面。
六点十二分。最后一批旅客登船完毕。舷梯开始收起。
林默涵站在安全门后，透过玻璃窗看着这一切。他看见江一苇出现在甲板上，站在船舷边，面朝码头的方向。江一苇没有往他这边看——也许他根本不知道林默涵还站在那里。他只是望着码头，望着这片他生活了三十年的土地，望着远处高雄方向的天空。
汽笛长鸣。
“维多利亚号“缓缓离开泊位，船身在水面上划出一道白色的弧线。江水被螺旋桨搅动，翻涌起浑浊的浪花。
婴儿在船舱里又哭了起来。这一次，哭声被船体的震动和引擎的轰鸣盖住了，从码头上已经听不清了。
但林默涵知道她在哭。
他把手伸进风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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