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16日，凌晨三点。

    台北迪化街的雨越下越大，雨点砸在恒昌颜料行二楼的铁皮雨棚上，发出密集的鼓点声。林默涵站在窗边，借着路灯昏黄的光，打量这间不足十五平米的房间。

    一张铁架床，一桌一椅，墙角堆着几口空颜料桶。桌上落了薄灰，看样子很久没人住了。窗帘是深蓝色的粗布，厚实，不透光的那种——这倒是合他的心意。

    他从怀里掏出那枚印章，就着窗外微弱的光线辨认。

    印面刻着四个篆字：陈文彬印。

    印纽是一只蹲伏的蟾蜍，雕工粗糙，像是地摊上五块钱一枚的货色。但印石本身却沉甸甸的——不是普通石材，是寿山石，而且分量偏重。

    林默涵用指甲刮了刮印面边缘，刮下一层极薄的漆皮。

    下面露出的不是篆字，是一行微刻的阿拉伯数字。

    他凑近窗边，借着路灯眯起眼睛辨认——

    “037-2819“。

    一组编号。是档案编号，还是联络暗码？他记下了数字，将印章揣回怀里。

    接下来是全身清理。

    他把大衣脱下来铺在床上，从内衬口袋里翻出所有东西：一张高雄商会的会员卡、半包“新生牌“香烟、一盒火柴、一支派克钢笔、一块英纳格手表、三块银元、一把****和十二发子弹。

    会员卡上有“沈墨“的名字和照片。他划了根火柴，看着卡片在火苗中卷曲、焦黑，直到烧成灰烬。

    手表是瑞士货，表背刻着“赠沈墨先生——高雄港务处陈处长“。他摘下表带，用桌上的茶杯砸碎表盘，把机芯和表壳分开，分别塞进两个颜料桶的夹层里。

    钢笔——这支不能丢。不是派克钢笔本身值钱，而是笔帽里藏着微型胶卷的暗格。他拧开笔帽检查，胶卷还在，完好无损。

    ****是柯尔特警用型，美制，在台湾黑市上不算稀罕。但枪柄上刻着一个“沈“字——那是高雄一个地下党员帮他刻的，为了“认枪不认人“。他用匕首把“沈“字刮掉，花了十分钟，刮得指节发酸，最后只留下一片模糊的凹痕。

    银元留着。硬通货，什么时候都好使。

    最后，他从鞋底夹层里取出一张折成米粒大小的纸片。展开后是一张手绘的台北地图，标注了七个联络点和三条撤退路线。他把地图摊在桌上，用铅笔在“恒昌颜料行“的位置画了个圈，然后重新折好，塞进衬衫领口的夹层里。

    清理完毕。

    林默涵坐在椅子上，从怀里摸出那张空钱包，翻来覆去地看。钱包是牛皮的，边角磨得发白。里面现在只剩一张当票——当的是一块怀表，当铺在台中，日期是1953年秋。

    他盯着当票看了很久，忽然把钱包塞进了床垫底下。

    不是因为舍不得扔。是因为这钱包的皮质、缝线、磨损程度，都记录着“沈墨“这个身份的生活痕迹。如果将来有人查到“陈文彬“身上带着一个高雄皮匠手工缝制的钱包，这条线就断了。

    他闭上眼，在黑暗中开始默背新的身份档案——

    姓名：陈文彬。年龄：三十四。籍贯：浙江宁波。职业：恒昌颜料行二掌柜。来台时间：1951年，经香港转口。家庭成员：父母双亡，无妻无子。来台北原因：高雄生意亏本，投奔恒昌老板“老扁“——不对，老扁在恒昌的身份是账房先生，老板另有其人。

    他睁开眼，从油纸包底部翻出一张折好的纸，上面写着完整的身份设定：

    “恒昌颜料行，老板姓周，名世安，五十二岁，台南人。账房'老扁'，真名扁福来。陈文彬是周世安的外甥，三年前从香港来台投靠舅舅，先在高雄做蔗糖生意亏了本，1954年底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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