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只凑了八万。”
她深吸了一口气。
“我爸是去年三月走的。走之前，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嘉怡，爸爸对不起你，没给你留下什么东西。’”
眼泪终于落了下来。她没有擦，就那么让它流着。
“苏总，我去年十月在医院的体检报告上，看到了和他一样的指标。”
苏砚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
“我有百分之六十的概率，在五年之内得和他一样的病。”孙嘉怡的声音依然很平静，平静得像在做一份工作汇报，“治疗费用，一百万起步。我没有一百万。我的存款只有二十万，加上公积金和保险，最多能撑到五十万。剩下的一半，我不知道从哪里来。”
她看着苏砚。
“三个月前，有人找到我。他说，只要我帮他做一件事，他就给我三百万。三百万。够我看病，够我还债，够我在万一出事的时候，给我妈留一点养老的钱。”
“所以你选了。”
“所以我选了。”孙嘉怡低下头，“苏总，我知道这是错的。我知道你信任我，提拔我，把我从一个小助理变成总监。但我——”
她没有说下去。
苏砚沉默了很久。
她想起四年前第一次见到孙嘉怡的情景。那是在一个产品评审会上，孙嘉怡还是一个刚转正的小助理，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笔记本摊开，密密麻麻地记着会议纪要。会后所有人都在讨论方案，只有她一个人留下来，把会议室里的白板擦干净了。
苏砚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孙嘉怡。苏砚说你的笔记记得很好，逻辑清晰，重点突出。孙嘉怡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这是她唯一会做的事。
那个笑容，和今天这张流泪的脸，在苏砚的脑海里重叠在一起，又分开。
“三百万，”苏砚说，“够吗？”
孙嘉怡抬起头，不明白她的意思。
“我是说，三百万够你看病、还债、给你妈养老吗？”
孙嘉怡愣住了。
“如果不够，”苏砚从桌上拿起手机，翻过来，打开一个页面，放在她面前，“这个数字够不够？”
屏幕上是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苏砚要把自己持有的公司百分之三的股份，转让给孙嘉怡。百分之三，按照公司当前的估值，折合人民币大约四千万。
孙嘉怡看着屏幕上的字，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然后抬起头，脸上全是泪。
“苏总，你——”
“这份协议，是我昨天拟的。”苏砚说，“在你下载那个假方案之前。”
孙嘉怡的嘴微微张开，但没有发出声音。
“我一直在想，怎么留住你。”苏砚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在对自己说话，“你是公司里最懂产品的人，最懂用户的人，最懂怎么把一个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的人。你走了，我花多少钱都请不回来。”
她把手机收回来，看着屏幕上的协议。
“但我没想到，你会被人用三百万买走。”
这句话像一把刀，轻轻地、准确地，捅进了孙嘉怡最软的地方。
孙嘉怡趴在桌上，肩膀剧烈地颤抖。她哭出了声，不是那种压抑的、无声的哭，是那种完全崩溃的、不在乎任何人听到的哭。
苏砚坐在那里，没有动。她没有递纸巾，没有拍肩膀，没有说话。她只是坐在那里，等。
她知道，有些东西，哭出来比憋着好。
大约过了五分钟，孙嘉怡的哭声渐渐小了。她直起身来，用袖子擦了一把脸，眼睛肿得像两颗桃子。
“苏总，”她的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清，“那个方案，我没有传给任何人。”
苏砚看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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