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土狗,黄色的,是我从垃圾堆旁边捡回来的。瘦得皮包骨头,眼睛上全是眼屎,趴在一堆烂菜叶上面,看见我的时候尾巴都不会摇。我把它抱回家,喂了三个月的饭,它才开始冲我摇尾巴。后来它学会看家了,学会接我放学了,学会在我哭的时候把头拱进我怀里。我那时候觉得,这条狗是世界上最好的狗。”
他停了一下。
“后来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它没在门口等我。我找遍了整个村子,最后在村口的马路边上找到它。被车撞死的。眼睛还睁着,尾巴底下压着一只我穿旧了的袜子。”
苏砚的手攥住了帆布包的带子。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养过狗。”陆时衍的声音还是那么平,平得像一块被水磨了千百遍的石头,“不是不喜欢了,是不敢了。你养过狗你就知道,它把命交给你,你就得把心交给它。它死的时候,你的心也跟着死一块。”
他把手刹拉起来,转过头看着苏砚。
“你推人,不是因为你冷。是因为你怕。怕把人放进来了,人家又走了。怕把心交出去了,人家不当回事。怕你爸从楼顶上跳下去的那个早上,再来一遍。”
苏砚的眼睛红了。不是哭,是红。眼泪在眼眶里转了一圈,被她硬生生咽回去了。她咽眼泪的方式很特别,咬一下嘴唇,喉咙动一下,眼眶里的水就没了。像是一台设计精良的抽水机。
“你说得对。”她说,“我就是怕。”
她推开车门,拎着帆布包走进了写字楼。旋转门把她吞进去,玻璃把她的身影切成碎片,又拼回来。陆时衍坐在车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电梯间,看了很久。
他把车开走了。
苏砚回到办公室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公司所有高管叫来开会。她的伤还没好利索,左臂抬不起来,签字的时候要用右手按住文件,身体微微往左边歪。会议室里坐了十几个人,没有人问她身体怎么样。不是不关心,是不敢。苏砚的规矩他们都知道——工作场合,不谈私事。
“新品发布会的延期通知我已经批了。”苏砚翻开面前的文件,“延期不是放假。这段时间,技术部把新专利的漏洞补上。市场部重新制定发布策略,我不希望再出现上次那样的泄密事件。法务部配合陆律师那边,把导师案件的相关材料整理好,随时准备应对资本方的反扑。”
她一条一条地安排下去,每一条都清楚得像手术刀划开的切口。高管们记着笔记,没有人提出异议。苏砚布置完任务,宣布散会。所有人都站起来往外走的时候,她忽然叫住了一个人。
“老赵,你留一下。”
老赵是行政部的经理,五十多岁,在公司干了八年,是苏砚从上一家公司带过来的老部下。他头发剩了一半,肚子挺着一圈,看人的时候笑眯眯的,像一个开小卖部的邻家大叔。公司里的人都怕苏砚,只有老赵不怕。不是因为他胆子大,是因为他看得明白。
“苏总,什么事?”
苏砚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他面前。
“这是你上个月找我借的两万块钱。拿回去吧,不用还了。”
老赵愣住了。信封里的钱是他借来给女儿交大学学费的。他上个月硬着头皮找苏砚开口的时候,紧张得话都说不利索。苏砚当时什么也没问,签了一张支票给他,说从下个月工资里扣。现在她把借条还给他了。
“苏总,这……”
“你女儿考上的那所大学,是我爸的母校。”苏砚低下头,翻着面前的文件,声音很轻,“我爸当年在那所学校门口摆过地摊。卖袜子,十块钱三双。后来他攒够了钱,才开的公司。”
老赵的手握着那个信封,指节发白。
“苏总,我跟了你八年。这八年里,你骂过我,扣过我绩效,大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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