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那些人的眼睛，要么太亮，要么太暗。太亮的藏着东西，太暗的也藏着东西。苏砚的眼睛不亮也不暗，是一口井。井水很深，但水面是平的。你趴在井沿上看，能看见自己的影子。
“我在想，”他说，“周秉文背后的人，一定很了解你。”
“了解我什么？”
“了解你会查监控。了解你会找备份。了解你一旦咬住一条线索，就不会松口。”他把那摞文件往旁边推了推，腾出一块空面，“所以他让周秉文提前三个月把自己摘干净。他知道你会查到这里，也知道你查到这里之后，线索就断了。”
苏砚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你说得对。线索到这里就断了。周秉文走了，外包工程师也走了。他们把所有能带走的东西都带走了，留下来的全是他们想让我看见的。”
“那他们想让你看见什么？”
“看见我自己输。”苏砚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输在证据不足，输在信任错付，输在一个我亲手招进来、亲手提拔、亲手把核心代码交给他的人手里。”
陆时衍没有说话。他站起来，走到落地窗前。四十七层的高度，整座城市都在脚下。凌晨的城市像一块巨大的电路板，灯火是焊点，道路是线路，车流是信号，明明灭灭地往各个方向传递。他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转过身，背对着那片灯火。
“我导师教过我一句话。他说，法庭上没有输赢，只有谁的故事讲得更好。谁的证据链更完整，谁的时间线更清晰，谁的证人更可信——这些加起来，就是故事。陪审团信了你的故事，你就赢了。不信，你就输了。”
他停了一下。
“但这套逻辑，放在你这个案子里，不对。”
苏砚看着他。“哪里不对？”
“因为这个案子里，故事早就被人写好了。证据链是拼的，时间线是改的，证人是买的。我导师写的这个故事，用了十年。十年前他替你父亲的公司写了一个破产的结局。十年后他又替你的公司写了一个侵权的结局。两个故事，用的是同一套笔法。”
他走回沙发坐下，拿起那杯已经凉透的咖啡。他没喝，只是握在手里。纸杯壁上的水珠沾湿了他的指尖。
“我查过他当年替你父亲公司做的那桩破产案。卷宗在档案馆里落了三寸厚的灰。我翻了一整天，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发现了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一张债权转让书。你父亲的公司欠了十七家供应商的钱，总额四千七百万。导师代表其中九家提起诉讼，申请财产保全。法院冻结了你父亲所有的账户，公司资金链断裂，三个月后宣告破产。”
这些苏砚都知道。她那时候十四岁，眼睁睁看着父亲一夜白头。公司没了，房子没了，车没了。母亲在破产后第三年走了，走之前拉着她的手说，你爸这辈子，就毁在一个信字上。信了不该信的人。
“那张债权转让书上，”陆时衍的声音沉下去，“九家供应商的债权，在起诉前一个月，全部转让给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是导师的小舅子开的。”
苏砚的手指停住了。
“他用四百万收购了四千七百万的债权，然后用这四千七百万的债权，申请冻结了你父亲的全部资产。你父亲不是还不起钱，是被他堵住了所有能周转的通道。”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有人出钱让他这么做。”陆时衍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文件很薄，只有三页纸，边角已经卷了。“这是我昨天从薛紫英那里拿到的。她走之前，把它塞在我办公室的门缝底下。”
苏砚拿起那份文件。第一页是一家离岸公司的注册信息，注册地在开曼群岛，注册时间是十一年前。第二页是这家公司的股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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