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手了一个案子。一家做工业软件的小公司，被韩则鸣用同样的手法吞了。创始人跳了楼。没死成，高位截瘫。我去医院见他，他躺在床上，脖子以下都不能动。他跟我说了一句话——陆律师，你知道你师父是什么人吗？”
“然后你就开始查了。”
“嗯。”陆时衍把杯子往她那边推了推，“我查了三年。查到的越多，越觉得自己可笑。那些我引以为傲的胜诉，那些我在律所年会上被表彰的经典案例，背后全是血。”
苏砚把那杯水端起来，喝了。温度刚好，不烫不凉。她喝了一大口，水从喉咙里流下去，在安静的房间里发出很轻的吞咽声。
“我父亲破产那天，也是十一月。”她说，“不是十一月十七。是十一月二十三。差六天。那天他回家的时候，没有像往常一样换拖鞋。就穿着皮鞋走进来，皮鞋上全是泥。我母亲问他怎么了，他没说话，走到书房里把门关上了。关了一整夜。”
“你在哪儿？”
“我坐在书房门口。坐了一整夜。”苏砚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杯壁，“第二天早上他出来的时候，看见我坐在地上，蹲下来抱了我一下。他说，砚砚，爸爸对不起你。那是他最后一次抱我。一个星期后，他在公司的地下室里烧炭自杀了。”
她说得很平静。像在说一个别人的故事。
陆时衍的手伸过来，覆在她的手背上。他的手很大，把她的手整个包住了。掌心是热的，指节上有常年握笔磨出来的茧。苏砚没有抽手，也没有反握。就那样让他握着，像两只在冬天里依偎取暖的鸟。
过了很久，她开口了。“陆时衍。”
“嗯。”
“如果有一天，站在法庭另一边的人是你导师，你能做到吗？”
陆时衍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桌上那盏灯。灯罩上有一道很细的裂纹，光从裂纹里漏出来，在天花板上画了一道极淡极淡的弧线。
“我准备了三年。”他说，“不是为了做不到。”
苏砚的手指在他掌心里动了一下。很轻，像一颗沉在水底的石头被水流推着滚了半圈。
“我父亲以前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他说，砚砚，做生意跟做人一样，最重要的不是赢，是输得起。我那时候不懂。后来懂了。”
“懂了什么？”
“他不是在教我输。他是在教我，当你把所有退路都堵死的时候，你还能不能站得住。”
窗外的天色开始变了。不是亮，是黑到最深处之后，开始往灰里走。东边的天际线上浮现出一层极淡极淡的蟹壳青，像有人在黑布上用清水画了一笔。城市的轮廓从黑暗中慢慢浮现出来——高楼的尖顶、电视塔的钢架、远处江面上大桥的拉索。
“天快亮了。”陆时衍说。
苏砚站起来，走到窗边。她把窗帘完全拉开，让那层蟹壳青的光透进来。光落在她脸上，把她一夜没睡的倦容照得很清楚——眼下的青影，嘴角细小的干纹，额头上被压出来的红印。但她站在那里的样子，像一棵在悬崖边上长了很多年的树。风吹过，摇一摇，根还扎在石缝里。
“陆时衍，你过来看。”
他走到她身边。
从这扇窗看出去，能看见大半个城市。高低错落的建筑群在晨光里呈现出深深浅浅的灰色，像一幅还没上色的水墨画。远处的江面泛着铅灰色的光，有几艘运沙的船已经在动了，拖着长长的尾迹，慢吞吞地往下游走。
“你看那些船。”苏砚说，“天还没亮就出发了。”
“嗯。”
“我以前觉得，我父亲就像那些船。天不亮就出发，装最重的货，走最慢的路。最后沉在水里，连声响都没有。”她的声音顿了一下，“现在我不这么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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