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先生。”

    “嗯。”

    “罗汉松不落叶，但枯了的针叶挂在枝上，会抢新叶的阳光。该剪的，还是得剪。”

    周牧之没有回答。苏砚转身往门口走。走到书房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没有回头。“那张照片，您留着。我妈拍它，不是为了让我记住。是为了让有一天看见它的人，也记住。”

    她走了。脚步声从书房门口移到走廊，从走廊移到玄关，从玄关移到大门口。开门的声音，关门的声音。然后安静了。

    周牧之站在书桌前，站了很久。夕阳一点一点地从地板上退走，从书桌腿退到墙角，从墙角退到窗台，最后退到罗汉松的针叶尖上，颤了一下，灭了。他拿起紫砂杯，把杯里那半杯冷茶喝干。茶很苦。泡了太久的铁观音，茶叶早已泛黄，苦味从舌根一直蔓延到喉咙。

    他走到窗边，看着花园。苏砚的身影正沿着花园的小径向大门口走。步伐不快，每一步都踩得很实。鞋带系在左边，走起路来一颤一颤的。她手里拎着那个米白色的布袋，布袋里装着二十七年前的牛皮纸信封，信封里装着她父亲亲手绘制的设计图，线条很细，标注很清楚，每一张图纸右下角都签着名字。苏正清。字很工整，像他择的葱一样。一笔一笔，都择得一样齐。

    周牧之看着那个身影走远。走到大门口的时候，她忽然停下来。她转过身，面朝别墅的方向，站了几秒钟。距离太远了，他看不清她的表情。但他看见她抬起手，把被风吹散的一缕头发别到耳后。那个动作很慢，慢到像一个人在很深的水里慢慢浮起来，水从她脸上退下去，一点一点地露出眉眼、鼻梁、嘴唇。

    然后她转过身，走出了大门。

    周牧之站在窗前，站到夜色完全落下来。保姆进来开灯的时候，他还在站着。

    “周先生，晚饭您想吃什么？”

    “红烧肉。”他说。

    “好的，我让厨房——”

    “不用。我自己做。”

    保姆愣了一下。她在周家做了七年，周先生从来没进过厨房。她想说什么，但看见周牧之的脸色，把话咽了回去。周牧之走进厨房。厨房很大，厨具一应俱全，但他找了很久才找到砂锅。砂锅是新的，底上还没有养出那层温润的釉色。他把砂锅放在灶上，打开冰箱，拿出一块五花肉。

    他把肉放在砧板上，拿起刀。刀也是新的。他切得很慢，每一块都切得不整齐。有的厚了，有的薄了。他把切好的肉放进冷水里，开火，焯水。水开了，血沫浮上来，他拿勺子撇掉。然后他把肉捞出来，沥干水。

    锅里倒油。油热了，他放了几片姜。姜片在油里卷起来，边缘焦了，发出噼啪的声响。他把肉倒进去。肉块落进热油里，滋啦一声，油花溅起来，烫在他手背上。他没有躲。

    翻炒。加酱油。加料酒。加水。

    水开了，他把火调到最小。盖上锅盖。

    砂锅盖子和锅身之间有一道缝隙，热气从那道缝隙里钻出来，带着酱油和料酒混合的香气，在厨房里一点一点地弥漫开来。他站在灶台前，看着那缕热气。灶台的灯光照在砂锅上，把锅盖上的水珠照得亮晶晶的，一颗一颗，像很小很小的灯。

    他忽然想起一个细节。一个他这二十七年来从没想起过的细节。

    1997年6月，苏氏科技破产案开庭前一周，苏正清来找过他。不是在他的律所，是在法院门口。那天下着雨，苏正清没有打伞，头发湿透了贴在额头上，眼镜片上全是水珠。他拦在周牧之面前，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过来。

    “周律师，”他说，雨水从他眼镜片上淌下来，分不清是雨还是别的什么，“这是我三项专利的原始文件。原件。不是副本。是我从实验室里一张一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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