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工作有帮助。我们交往了将近一年。分手的原因不是性格不合，是我发现她在翻我的案卷。”
“那时候你在办什么案子？”
“一个商业纠纷案。标的额不大，但涉及一家初创公司的核心技术归属。我那段时间在律所实习，导师让我协助整理证据材料。有一天我回办公室拿忘带的手机，看见她坐在我的工位上，手机对着案卷拍照。”
苏砚的眉头动了一下。
“我质问她。她承认了。说是导师让她做的，想知道案卷里有没有不利于对方的东西。对方是导师另一个客户。”
“然后呢？”
“然后我提了分手。她没有纠缠。第二天我去找导师对质，导师说——”陆时衍的声音变得很平，“他说，时衍，你还年轻，不懂这个行业的规则。案卷里的东西，谁能看见，谁看不见，本来就是诉讼的一部分。薛紫英只是提前让你适应一下。”
“你信了？”
“我当然没有。但他是导师。法学院的导师，行业的权威，写在教科书上的名字。我一个刚入行的实习生，除了把这件事咽下去，还能做什么？”
晨光从落地窗涌进来，把整个客厅照得通透明亮。那些在夜色里显得深沉的家具——灰色的沙发、黑色的茶几、银色的落地灯——在光线里褪去了重量，变得轻盈起来。只有苏砚站着的姿势没有变，背脊挺直，像一杆秤。
“后来我又见过她几次。在不同的案子里，不同的场合。每一次她都在导师附近。我没有问过，她也没有解释。直到这个案子，她忽然找到我，说有证据要给我。我第一反应不是惊喜，是警觉。”
“但你接了。”
“我接了。因为证据是真的。不管她是什么目的，证据本身不会说谎。她用这个证据，换了我一个承诺。”
“什么承诺？”
“保她安全。”
苏砚的手指在咖啡杯边缘转了一圈。
“你答应了。”
“答应了。”
“你不怕她骗你？”
“怕。”陆时衍说，“但怕也要做。就像你昨晚说的，你比你父亲狠。我也比我导师狠。他教会我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行业里，狠不是伤害别人，是保护自己该保护的人。”
苏砚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在晨光里是深褐色的，瞳孔很黑，像两口没有月亮的井。但井底有水，是活的。
“你该保护的人里，包括我吗？”
这个问题来得太快，快得像一把没有预兆的刀。陆时衍的手在咖啡杯上停住了。杯壁上那行“世界和平靠bug”的小字，被他的拇指遮住了一半，只剩下“世界”和“bug”。
“包括。”他说。
就两个字。没有修饰，没有铺垫，没有长篇大论。像是一个律师在法庭上说的“反对”，干脆利落，落地生根。
苏砚低下头。她的头发从耳后滑下来，遮住了半张脸。晨光照在她散落的后颈上，那片薄薄的瓷一样的皮肤上，起了一层很细的鸡皮疙瘩。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有些话，被说出来和被听进去，都会让人浑身发紧。
门铃响了。
两个人都没有动。
门铃又响了一声，然后是第三声，第四声，急促得像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紧接着是拍门声，手掌用力拍在金属门板上的那种，闷而沉，每一下都带着震动。
“苏总！苏总您在吗？”
是她助理的声音。苏砚的助理叫小林，跟了她四年，从创业初期就在。小林这个人，说话永远轻声细语，走路永远踮着脚尖，进办公室永远敲门三下，间隔一模一样。陆时衍从来没有听见过她大声说话。
但此刻，她的声音是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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