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反而会变得很安静，像一只衔着易碎品过河的猫。不是因为不想说，是有些话一旦说出口，分量太重，他怕自己接不住。
开律所的人最知道承诺的重量。在法庭上说的每一句话，都要用证据来兑现。在法庭外说的，更不敢轻飘飘的。
所以他不说。但他会做。比如提前把靠枕放在副驾驶，比如在办公室冰箱里塞水果和酸奶，比如凌晨两点十七分，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对着手机打了删、删了打，最后只发出去那一句。
如果早十年遇到你，我可能不会当律师。
这话他只说了一半。另一半他没敢发。
不说不是因为不真。是因为太真了，真到他需要找一个更合适的时机，看着她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清楚。
苏砚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助理小林正抱着文件在门口等她。小林跟了她四年，从创业初期就在。这姑娘什么都好，就是脸上的表情管理太差，每次有什么消息，开心也好紧张也好，全写在脸上。
现在她脸上的表情是——紧张。
“苏总，您可算回来了。”小林压低声音，一边跟着苏砚往办公室走一边汇报，“薛紫英今天一早来了，说要见您。我拦了，她就在会客室坐着，喝了三杯咖啡，吃了两份曲奇，中间去了两趟洗手间。她让我转告您——‘事情有变，面谈’。”
苏砚的脚步顿了一下。
薛紫英。这个女人，她只面对面见过一次。就在陆时衍拆穿薛紫英被导师胁迫的那天晚上。当时的薛紫英站在走廊尽头，脸上的妆哭花了，睫毛膏糊了半张脸，像一个被撕掉所有伪装的人偶。她把一个U盘塞到苏砚手里，说——“这是录音，导师和资本的交易录音。你拿着，别告诉他是我给的。”
苏砚问她为什么。
她说了一句苏砚到现在都没忘的话——“我欠他一个道歉。但道歉太轻了。所以我得还他一笔账。”
苏砚走进会客室的时候，薛紫英正站在落地窗前喝第四杯咖啡。她今天穿了一身很素净的灰色套装，头发挽起来，没有多余的首饰，耳垂上只有两颗很小的珍珠。跟苏砚第一次见她时那个满身大牌logo的样子判若两人。
“苏总。”薛紫英转过身，笑了一下。笑得很淡，像一杯凉掉的茶。
“薛小姐。”苏砚在她对面坐下，“你说‘事情有变’。”
“对。”薛紫英把咖啡杯搁下，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过桌面，“这是我昨天拿到的。导师和境外资本的对赌协议副本。他的确在准备跑路，但不是逃——是‘跳’。”
苏砚打开信封，快速扫了几页。她的眉头越皱越紧。
“他要把律所的核心资产转移到境外？”
“准确地说，是把律所作为壳，注入境外资本，然后反过来收购你们公司被冻结的那部分股权。导师的计划是——用你的公司做跳板，洗白他在国内所有的不法所得。”薛紫英的声音很低，但每一个字都清晰得像刀痕，“一旦这个方案落地，他不仅不会坐牢，反而会在境外以上市公司大股东的身份逍遥法外。”
苏砚放下文件，盯着薛紫英看了很久。
“薛小姐，你为什么要帮我们？”
“我帮的不是‘你们’。”薛紫英纠正她，“我帮的是我自己。”
苏砚没说话，等她继续说。
薛紫英端起咖啡，发现杯底已经空了，又放下。她的手指在杯沿上转了一圈，动作很轻，像在摸一件易碎品。
“我跟陆时衍认识十二年。我们是大学同学，后来一起进律所，在一起待了三年，订过婚。”她说到这里的时候，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是笑还是什么，“那时候觉得他太闷了。一天到晚就是案子案子案子，约会的时候也在看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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