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的灯全亮了。

    不是那种到点了自动亮的日光灯——是那种有人把总闸一把推上去、所有灯管同时炸开白光的那种亮法。旁听席上有人被晃得眯了眼，有人下意识抬手挡了一下，还有人张大嘴巴忘了合上，像个被按了暂停键的雕塑。

    陆时衍站在辩护席前，手里举着一份文件。文件不厚，七八页纸，装订线是新的，纸张边缘锋利得能划破手指。他举着这份文件，举了整整十秒钟，让法庭上每一个人都看清了首页上那个鲜红的印章——那是导师的签名章。

    全场鸦雀无声。

    苏砚坐在旁听席第三排靠走道的位置，一只手按在自己膝盖上，指甲快要掐进西装裤的面料里。她见过陆时衍在法庭上的样子很多次了——冷静、凌厉、语速快得像***术刀，每一刀都切在最致命的血管上。但她从来没见过他现在的样子。

    他的脸是平静的，手是稳的，声音也没有抖。但她看到了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烧。不是怒火。是一个人在亲手拆掉自己前半生最敬重的那座神像时，眼眶里迸出来的、连自己都控制不住的光。

    “这份文件，”陆时衍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整个法庭，“是我导师——本案原告方的法律顾问——在十年前代理苏氏集团破产案时，亲手销毁的证据清单。清单上的每一笔资金流向，都指向同一个账户。那个账户的持有人——”

    他顿了一下。

    法庭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正是今天坐在原告席上的那个人。”

    哗然声像炸了锅。原告席上一个穿灰色西装的中年男人猛地站起来，椅子向后倒去，砸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响。他的脸涨得通红，嘴唇哆嗦着，手指指向陆时衍，嗓子里挤出来的声音又尖又破：“污蔑！这是污蔑！法官，我要求——”

    “坐下。”法官敲了一下法槌。

    “可是他——”

    “我说坐下。”

    中年男人慢慢坐下去，脸上的红色褪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灰。不是害怕的灰，是一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剥光了衣服之后，剩下的那种灰。

    陆时衍没有看他。他把文件递给法警，然后转过来，看向辩护席对面那个一直沉默的人——他的导师。

    导师姓钟，叫钟鹤年。在法律界，这个名字是一块碑。四十年的执业生涯，打了三百多场官司，只输了七场。他写的法律评论被写进教材，他带的弟子遍布全国各级法院。陆时衍是他的关门弟子，也是他亲口说过“最像我的那个”。

    此刻，钟鹤年坐在原告律师席上，双手交叠搁在桌上，一动不动。他的头发全白了，但梳得一丝不苟，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平静得像一潭死水。陆时衍举着文件站出来的时候，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连眼角的皱纹都没有多一根。

    “老师。”陆时衍叫了一声。

    法庭里又安静了。这一声“老师”叫得很轻，不像是在法庭上，像是很多年前在法学院的走廊里，他抱着厚厚的案卷跟在这个人身后，一边走一边追问“老师，这个判例为什么这样解释”的时候，第一声脱口而出的那个称呼。

    钟鹤年没有应。

    “这份清单，是您亲手签的字。十年前，您作为苏氏集团的破产管理人，本应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但您把苏氏的核心专利低价转让给了原告方，然后销毁了所有能证明这笔交易违法的文件。苏氏集团倒了，苏砚的父亲跳了楼。”他停了一拍，“这些，是不是您做的？”

    法庭里的空气像是被抽走了。没有人咳嗽，没有人翻纸，连书记员打字的手指都停在了键盘上。

    钟鹤年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这个动作很慢，慢到让人觉得他是在用这十几秒钟的时间，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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