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包，表情冷得像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不锈钢餐具。她在心里给他打了个标签——“又一个自视甚高的大律”。后来这个标签被她亲手揭了，换成了一行小字，写在那个旧笔记本的最后一页。那一页，她没给任何人看过。
“你站那儿干什么？”陆时衍回过头，隔着马路喊她。
“看风景。”
“马路对面有什么风景？”
“有你这块新招牌，和你这个差点挂歪了的匾。”
陆时衍低下头，笑了一下。不是法庭上那种礼貌性的一闪而过的笑，是真的笑——眼角有细纹，嘴角有弧度，连肩膀都松下来几分。
苏砚穿过马路走过来。她从包里掏出一块红布，罩在铜牌上，然后退后两步，上下打量了一下。
“揭吧。”
“不是你帮我揭吗？”
“你自己揭。”她说，“这是你的律所。第一个红印得你自己摁上去。我是你的担保人，不是你的老板。”
陆时衍看了她一眼。这句话的意思他懂——她是说，这个律所是你的，你的事业是你的，你的人生也是你自己的。我站在你旁边，不是站在你前面。这样的分寸感，这个女人修炼了不知道多少年，才能在轻描淡写间说得这么不动声色。
他伸手，捏住红布的一角，轻轻一拽。红布滑下来，铜牌上的字在阳光下一闪——“时衍律师事务所”。没有花哨的logo，没有多余的修饰，就是六个字，方正，干净，跟他这个人如出一辙。
“好看吗？”
“好看。”苏砚说，“比你那块不锈钢的脸好看多了。”
两人对视一眼，忍不住都笑了起来。门口花篮的缎带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几个路过的行人扭头看了一眼，不知道这家新律所是干什么的，但门口的两个人看起来像是打了一场很长的仗刚停下来歇脚的老兵，浑身上下都是疲惫，但眼睛里全是亮光。
下午，陆时衍的大哥来了。
陆时川比陆时衍大五岁，但看着像大了十岁。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袖口的扣子掉了一颗，用别针别着。站在写字楼的玻璃门前，显得有点局促，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被剪切过来贴错了背景。他手里拎着两瓶白酒，瓶身上还贴着超市的特价标签，一张红的一张蓝的，被秋风吹得微微晃荡。
陆时衍正在整理书架，听见门响，回头看了一眼。“哥。”
“听说你开了新律所。”陆时川站在玄关，没有往里走，“我来看看。”
语气很干。不是客套的那种干，是一肚子话憋了太久、不知道该先倒哪一句的那种干。
苏砚站起身，拎起茶壶。“我出去烧水。”她把茶壶放下，又加了句，“公用茶水间在走廊尽头，来回十分钟。你们聊。”然后带上门，把滚水声和走廊里复印机的嗡嗡声一起关在门外。
陆时川等门关严实了，才把两瓶酒搁在茶几上。酒瓶子磕在大理石桌面上，哐当一声，在空旷的办公室里回荡了好几秒。“贺礼。厂里生产的，不是什么好酒。”
“谢谢。”陆时衍给他倒了杯水。他注意到大哥的手上多了几道新伤——不是打架，是干活留下的。指甲缝里嵌着黑泥，虎口有老茧，食指上还缠着一圈泛黄的医用胶布。
“上周的事，”陆时川开口了，声音低得像从喉咙底部刮出来的，“是我犯浑。我不该带人去律协闹。妈要是还活着，非揍死我不可。”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你不是来闹我的。你是来替你那个建材厂的老客户出头的。”陆时衍在他对面坐下，目光平稳地落在他的额头——那里有一道经年的旧疤，像一条浅色的蚯蚓趴在眉毛上方，“那个客户跟导师有业务往来，导师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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