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不善。他是被人从内部掏空了。掏空他的人不止周砚秋一个。他的合伙人在最关键的时刻撤资，他的财务总监在审计前失踪，他的核心技术被提前申请了专利——申请人那一栏，写的是另一家公司的名字。这些事，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
苏砚坐在薛紫英对面，一动不动。她的脸上没有表情，不是装出来的平静，而是那种被真相击中时来不及做表情的空白。她想起父亲破产那年，她还在上初中。有一天放学回家，看到父亲坐在客厅里，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杯凉透的茶。父亲对她说：“砚砚，爸爸的公司没了。”她问为什么，父亲笑了笑，说：“因为爸爸太容易相信别人了。”
那时候她听不懂这句话。后来她把这句话刻在了骨头里，变成了不轻信任何人的铁腕。今天薛紫英告诉她，父亲当年不是太容易相信别人，是被一群早就串通好的人围猎了。信任不信任的，根本无关紧要。
“继续说。”苏砚的声音很平稳。
“你们在法庭上钉死周砚秋的那笔两千三百万，只是一条小鱼。”薛紫英拧开水瓶喝了一口，手在微微发抖，“他背后有三个真正的操盘手——他的大学同窗，明盛资本的创始人，以及当年苏氏科技最大的竞争对手，那家一直藏在水面下的境外资本集团。你父亲破产后，苏氏科技的专利被拆成了两个部分，核心技术流向境外，外围专利被国内几家壳公司瓜分。明盛资本拿到的那一块只是皮毛，骨头上的肉早就被剔干净了。”
她从大衣内侧口袋里取出一个信封，推到陆时衍面前。
“我在资本总部待了三年。这三年，我每一天都在备份文件。不是因为我有良心发现的一天，是因为我一开始就没想着永远给他们卖命。我留这些，是想给自己留一条退路，万一哪天他们要对我下手，我至少能还手。但后来我发现，这条退路我走不了——文件在我手里只是一堆废纸，我不懂怎么用。”
她看着陆时衍，眼神疲惫但坦诚。
“你能用。你是律师。你知道哪一条记录对应哪一条法律，哪一组数据可以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这些东西在你手里才不是废纸。”
陆时衍拆开信封，抽出里面的文件，一页一页地翻。苏砚站在他身后，越过他的肩膀一起看。文件上的数字密密麻麻，账户、金额、日期、签字——每一条记录都是一条命，一条被资本绞杀的命。陆时衍翻到其中一页的时候，手指忽然停住了。那一页上写着一个名字。
周砚秋的名字后面，跟着一排数字，每一笔钱进出都标注了日期和用途。最早一笔，是苏砚父亲公司破产前的一个月。用途栏写着：“咨询费。”
苏砚也看到了。她盯着这三个字看了很久。咨询费。这三个字比任何杀人放火都要干净体面，干净体面到让人觉得恶心。她父亲当年也许还请周砚秋喝过茶，也许还握过手，说“周律师，以后就麻烦你了”。而那个人杯子还没放下，已经把刀子捅进去了。
陆时衍把文件收好，抬起头：“薛紫英，你有没有给自己留过后路？”
薛紫英愣了一下。
“上次庭审，我当场拆穿了你在帮周砚秋窃取我手里的证据。那次你没留后路。这次你带了这么多东西回来，但这些东西是给我们的，不是给你自己的。你自己那条路，在哪儿？”
薛紫英低下头，手指把水瓶捏得咯吱响。她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她从来只给自己留一条路——后退的路，逃跑的路，事发了就跑、换一个城市换一个身份重新开始的那条路。但这一次她回来了，回来就不是为了跑。不是为了跑，但她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苏砚站起来。她走到薛紫英面前，伸手。薛紫英以为她要握手——两个女人在经历了这么多事之后，也许可以有一个有仪式感的和解。但苏砚没有握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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