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
这枚徽章她见过。
十年前，父亲的办公桌上就摆着一枚一模一样的。那是陆时衍的导师——也是本案的原告——在法学院毕业典礼上送给每一位学生的赠言。父亲当年以优秀校友身份受邀观礼，带回来两枚，一枚放在办公室，一枚送给苏砚当生日礼物。后来公司破产，那枚徽章和家里大部分值钱的东西一起被拍卖掉了。
“你从哪里找到的？”苏砚问。
陆时衍没有回答。他正在快速翻阅手机上的消息，眉头越锁越紧。屏幕上不断弹出新信息，发件人备注是“律所前台-小周”，消息内容一条比一条简短急促：陆律，有几个记者堵在大厅了；又来了三个，扛着摄像机；他们说想采访您和苏总；保安快拦不住了。
“走侧门。”苏砚把徽章攥在手心里，声音已经完全恢复了冷静。刚才那个无声流泪的女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个白手起家打造AI帝国、在董事会上一人面对七位男性高管的质疑时面不改色的苏砚。她扯掉领巾，把散落的长发迅速挽成一个髻，动作干脆利落，像在战场上重新扎紧盔甲的系带。
陆时衍看了她一眼，嘴角微微上扬。他喜欢看她切换到这个状态的过程——从柔软回到坚硬，从脆弱回到锋利，整个过程不超过三秒钟，而过渡的时候，她的眼睛里会短暂地同时存在着两种光芒。
“笑什么？”苏砚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的表情变化。
“没笑。”
“你嘴角动了。”
“法庭空气太干，嘴皮子抽筋。”
苏砚懒得跟他计较，转身朝侧门走去。陆时衍抓起公文包跟上，两人穿过陪审员专用通道，推开防火门，进入一条逼仄的楼梯间。日光灯管忽明忽暗，墙壁上贴着泛黄的消防示意图，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和陈年灰尘混合的怪味。楼梯间只有他们两个人。
脚步声在狭窄的空间里交错回荡。苏砚的高跟鞋踩在水泥台阶上，节奏快而稳，每一步都踩得很实。陆时衍跟在她身后两步远的位置，保持着进可攻退可守的距离——这是他作为律师的职业习惯，在任何场合都不会与当事人贴得太近，但又随时能在对方摔倒的时候伸手扶住。
这个距离，他们在停车场的对峙中保持过。
在咖啡馆交换数据的时候保持过。
在医院彻夜分析线索的那个晚上，她靠在他肩上睡着了，这个距离第一次被打破。
现在，苏砚忽然停下脚步。
陆时衍反应极快，在她停下的同一瞬间刹住，脚尖距离她的鞋跟刚好两厘米。他低头看她的后脑勺——那根挽发的黑色皮筋是她临时从手腕上撸下来的，缠绕得不够紧，有几缕碎发从侧面滑出来，贴在她耳后。
“怎么了？”他问。
“外面有车。”
苏砚推开楼梯间的防火门，一股热风裹挟着汽车尾气和初夏的潮湿扑面而来。法院侧门外是一条窄巷，只够一辆车通过。一辆银灰色的合资品牌轿车停在巷口，车灯亮着，引擎没有熄火。驾驶座车窗摇下来一半，里面坐着一个戴墨镜的女人。
墨镜摘下来，露出一张苍白但清秀的脸。
薛紫英。
她已经换掉了庭审时穿的那件灰色外套，换成了一件黑色的短夹克，头发也重新打理过，脸上画了淡妆。她看起来比庭审时精神了不少，但眼眶微红，睫毛膏和泪水搅在一起晕开一小片。
“上车。”薛紫英推开副驾驶的门，“有一批记者已经绕到正门了，你们从这里出去不到两百米就会被堵住。”
陆时衍看着她，沉默了一秒。自从上次薛紫英潜入律所窃取他的案件资料被他当场拆穿后，他们就没有再单独见过面。当时薛紫英跪在他面前，哭着说自己被导师胁迫、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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