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远山。
是她父亲的名字。但签名不是她父亲的笔迹。
苏砚从小临摹父亲的字。苏远山写“苏”字有个习惯——草字头下面那一横永远写不直，因为他的右手食指在工厂打工时被冲床压伤过，关节变形，用力时笔会往左偏。所以她父亲写的每一个“苏”字，草字头都像被风吹歪了的茅草屋顶。
但这个签名不是。这个“苏”字写得工工整整，横平竖直，端正得像是用尺子量过的。
“有人在模仿我爸的签名。”苏砚的声音像一块被冻住的铁。
“不只是模仿。”陆时衍将光标移到签名的墨迹上，放大了八倍，“你看墨迹的渗透程度。这批文件的纸质是普通的A4复印纸，正常签字墨迹渗透到纤维里的深度大约是0.3毫米。但这个签名——墨迹渗透了将近0.8毫米，说明签字的人下笔非常慢，非常用力。他不是在签名，他在描。”
描。
有人拿着一份苏远山签名的真迹，一笔一划地描在这张签到表上。
“这份签到表的原件在哪里？”苏砚问。
“应该在法院的破产案卷档案里。但周牧之能拿到扫描件，说明他经手过这套档案。”陆时衍的声音沉下去，“你父亲当年的破产案，周牧之代理的是对方公司。按照程序，他没有权限调阅你父亲的破产案卷，除非——”
“除非他买通了法院的人。”苏砚接上。
“或者，”陆时衍顿了一下，“除非这份签到表从一开始就不在法院的档案里。是有人事后塞进去的。”
苏砚的手指在鼠标上收紧。屏幕上的光标在那个描出来的“苏”字上微微颤抖，像一个在认罪书上按手印的人。
“继续往下翻。”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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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份文件是一份手写的会议记录。
记录的是一场发生在2008年4月2日的“技术论证会”，参会人员名单里出现了三个名字：对方公司的技术总监、一位来自某高校的“专家证人”、以及——
陆时衍。
陆时衍。这三个字出现在一份2008年的文件上。
而2008年的陆时衍，还在读法学院二年级。他不可能出现在任何与技术论证相关的会议上。
陆时衍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苍白。不是恐惧，是一种比恐惧更深的情绪——像是你站在一面镜子前，却发现镜子里的人做了你从未做过的事，说了你从未说过的话。
“这不是我。”他的声音沙哑，“2008年我大二，那年我在——我甚至不在那个城市。我在老家的法院实习，有几十个同事和带教法官可以作证。”
“但有人想让这份文件看起来是你。”苏砚将文件往下翻了一页，第二页是会议记录的“发言摘要”，其中一段被红色记号笔标注出来——
“陆时衍（实习律师，周牧之教授课题组成员）提出：根据《专利法》第六十九条，反向工程不视为侵权。本所代理的原告方已对争议产品完成逆向解析，建议将技术鉴定的重点放在‘实质性相似’的证明上。”
这段话写得极其专业。引用了正确的法条，使用了当时通行的话术格式，甚至连“实质性相似”这个后来才流行起来的术语都用得恰到好处。
但陆时衍没有说过这段话。他这辈子从来没参与过任何与技术专利相关的案件，直到三个月前代理那起千亿AI专利案——苏砚的对立面。
“他在二十年前就开始布局了。”陆时衍的声音空洞，像一个终于看清自己一生都被操控的人，“周牧之。他从二十年前就开始伪造我参与这起案件的证据。我那时候甚至还不认识他。我是进了法学院之后才——不对。”
他突然停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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