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盆君子兰还是半死不活的样子。唯一的区别是茶几上多了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他和一个穿学士服的年轻人的合影。那个年轻人是他,年轻得不像话,眼神里还带着一种被称之为“理想”的东西,亮得刺眼。
“坐。”男人指了指沙发,自己在对面坐下来,拿起茶几上那半杯浓茶喝了一口,然后从抽屉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深吸一口,吐出一个浑圆的烟圈。
这个人叫贺铭远。
陆时衍的法学导师。业内公认的“商事诉讼教父”。也是明天下午听证会上,他要亲手送进去的人。
师徒俩隔着一张茶几对坐,中间摆着两罐啤酒和一袋花生米,头顶上是一盏瓦数不高的日光灯,发出细微的电流声。这个场景如果被不知情的人看到,大概会以为是一场温情的深夜叙旧。
“说吧,大半夜跑来干嘛。”贺铭远弹了弹烟灰,“别告诉我是来跟我叙旧的。你在法庭上呈上我那批证据的时候,可没顾念什么旧情。”
陆时衍拉开一罐啤酒,喝了一口。啤酒是常温的,味道有点苦。他放下罐子,看着贺铭远的眼睛,说:“我查到苏氏精密破产案的完整卷宗了。”
贺铭远抽烟的动作停了一瞬。那一瞬很短,短到如果陆时衍不是跟他学了十年,根本不可能捕捉到。但他捕捉到了——他看见烟雾后面那双一向沉稳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极快的、几乎不可察觉的动摇。
“二十年前的事了。”贺铭远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弹掉一截烟灰,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你现在翻出来,是想给那个姓苏的丫头翻案?”
“不是翻案。”陆时衍说,“是还原。我想知道,当年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为什么要那么做?”贺铭远重复了一遍这个问题,嘴角浮起一个意味不明的弧度,“时衍,你跟了我十年,你觉得你做律师是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让陆时衍沉默了几秒。他想起很多年前,他刚进贺铭远律所的第一天,贺铭远把他叫到办公室,问了他同样的问题。那时候他二十四岁,刚从法学院毕业,意气风发,回答说:“为了正义。”
贺铭远当时哈哈大笑,笑完了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让他记了十年的话:“正义是个好东西,但它不付房租。记住了,在这个行业里,能活下来的律师,都是先学会算账的。”
“我当时的回答你一定还记得。”陆时衍说,“你告诉我正义不付房租。”
“你现在还这么想吗?”
“我现在觉得,有些账,比房租贵得多。”
贺铭远把烟蒂摁灭在烟灰缸里。烟灰缸是一个陶瓷的,上面印着一家律所的名字,那是贺铭远二十年前开的第一家律所,早就在一场股权纠纷中被收购了。他把烟灰缸拿在手里转了两圈,忽然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有疲惫,有自嘲,还有一丝陆时衍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接近于悔恨的东西。
“苏氏精密那个案子,不是我一个人做的。”贺铭远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了许多,像是忽然卸掉了某种装了二十年的铠甲,“当年找上门来的资方代表是个年轻人,比你现在还小几岁。他给我看了一份商业计划书,说苏氏手里那几项精密仪器专利如果被他们拿到,至少能撬动五个亿的市场。但苏砚的父亲不愿意卖,他想自己做,想把这些技术留在中国。所以资方决定逼他卖。”
“怎么逼?”
“恶意诉讼。用知识产权侵权的名义起诉苏氏,把官司拖长,拖到苏氏的现金流断裂。到时候资方再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低价收购。这个方案是我写的。”
贺铭远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稳,像是在陈述一个跟自己无关的案例。他把最后一截烟头从烟灰缸里捡出来,扔进垃圾桶,然后从茶几下面拿出一个牛皮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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