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车里安静得只剩下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和雨刷器偶尔划过挡风玻璃的声响。雨不大，细细密密的，像有人在天上筛水。

    机场到达厅里人不多。孟晓渔举着一张用A4纸手写的接机牌，上面写着“薛老板归国视察”几个大字，字是用马克笔涂的，歪歪扭扭，最后一个“察”字还写错了又涂掉重写的。苏砚站在她旁边，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站得笔直，表情淡得像一杯放凉了的白开水。

    薛紫英推着行李车出来的时候，孟晓渔差点没认出来。她比四年前胖了一些，脸上的棱角磨圆了，皮肤被北欧的风吹得有些粗糙，但眼睛没变——还是那双黑亮的、沉静的眼睛，看人的时候会先微微眯一下再定住，像一只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飞回来的候鸟，在确认这片陆地是否还是当年记忆中的那个形状。她穿了一件深蓝色的棉麻衬衫，袖口挽到小臂，脚上是一双看起来很旧但很干净的帆布鞋。

    孟晓渔手里的接机牌“啪”地掉在地上。

    薛紫英推着行李车走到她们面前，站定。三个人面对面，隔着一辆行李车和一整个四年。然后薛紫英开口了，语气就像她只是去冰岛出了一趟短差：“冰岛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冷。风大，但雪不厚。”孟晓渔骂了一句脏话，然后张开胳膊，一把把她抱住。薛紫英被她勒得往后踉跄了一步，行李车歪了一下，上面的手提袋差点掉下来。她愣了一下，然后抬起手，轻轻拍了拍孟晓渔的后背，动作很轻，像在安抚一只扑上来的大狗。

    苏砚没有抱她。她只是伸出手，接过薛紫英手里的行李车，说了一句：“住的地方安排好了，晓渔家的隔壁，酒店有点吵。”薛紫英看着她，微微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没有尴尬，没有愧疚，也没有刻意的释然。只是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重新站到了你面前，跟你说，我回来了。

    “你瘦了。”薛紫英说。

    “你胖了。”苏砚说。

    孟晓渔在旁边翻了个白眼：“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一见面就互相扎刀？”她弯腰捡起地上的接机牌，拍了拍灰，夹在腋下，一左一右挽住两个人的胳膊，大步流星地往停车场走去。

    当天晚上，孟晓渔在自家工作室的露台上支了张折叠桌，摆了三把椅子。菜是叫的外卖，烧烤加小龙虾，啤酒是楼下便利店买的，沁着一层冰凉的水珠。苏砚负责剥蒜，孟晓渔负责翻串儿，薛紫英坐在那把唯一有靠垫的椅子上，看着城市的夜景。远处有几栋新建的写字楼，外立面的LED灯带不断变换着颜色，蓝色，紫色，金色，把半边天空染得像一块巨大的霓虹调色板。四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工地，脚手架林立，水泥罐车日夜轰鸣。如今楼建起来了，街道拓宽了，连路灯都换了新款。城市在四年里改头换面，而坐在露台上的她们，也各自换了模样。

    孟晓渔撬开一瓶啤酒，灌了一口，抹了把嘴：“说吧，当年为什么不告而别？别跟我扯那些有的没的。”她这个人从来不会绕弯子，当年拍《风暴眼》的时候，蹲在法庭外面三个月，把法警都混成了熟人，靠的就是这股不管不顾的愣劲儿。

    薛紫英接过苏砚递来的啤酒，没有立刻喝，拿在手里转了两圈，看着瓶身上凝结的水珠一滴一滴滑下来，落在桌面上，洇成一圈小小的水渍。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酒瓶的标签，把边角都搓卷了。过了很久，她才开口，声音很轻，但在这个安静的露台上，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不是因为输不起。不是因为苏砚赢了我。是输完之后，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们。”她把酒瓶搁在桌上，抬起头，视线越过城市的万家灯火，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只有一片模糊的夜色，和几颗被雾霾遮挡得若隐若现的星星。“你们以为我是被导师胁迫的，对吧？以为我站错队是被逼无奈，以为我帮他是身不由己。但其实不是。没有人拿枪指着我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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