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来你顶不住,但有件事你顶得住——别让董事会趁我不在想什么幺蛾子。
飞机从上海飞赫尔辛基,再从赫尔辛基转雷克雅未克。落地的时候是当地时间下午三点,天色已经暗得像国内的晚上七八点。一月份的冰岛,白天只有四五个小时,剩下的全是漫长的黑夜和漫天的极光。
薛紫英的书店开在雷克雅未克老城区的一条石板路上,店面不大,木头门框上挂着一块手写的招牌——“Dgun”,冰岛语,翻译过来是“黎明”。店门推开的时候,门上的风铃发出一串清脆的声响。
薛紫英正站在梯子上整理书架,听到风铃声,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冰岛语。苏砚听不懂,陆时衍也没听懂。然后薛紫英转过头,看到门口站着的人,手里的书差点掉下来。
比记忆中瘦了很多。这是苏砚的第一反应。薛紫英穿着一件灰白色的毛衣,头发剪短了,别在耳后,素面朝天,和当年在法庭上那个妆容精致的女人判若两人。她的眼神变了——不是变老了,是变轻了。像是有什么沉重的东西被从里面搬走了,留下了一片干净的、空旷的安静。
“你们怎么来了?”薛紫英从梯子上下来,声音有些发抖,但嘴角在往上翘。
“收到你的信。”苏砚说,“想着反正也要度假,就过来了。冰岛免签。”
薛紫英站在那里,两只手在毛衣上蹭了蹭,像是在犹豫要不要上前拥抱。陆时衍替她做了决定——他走过去,抱了她一下。很轻,时间很短,像老朋友之间那种。薛紫英的肩膀僵了一瞬,然后慢慢松下来。
“谢谢你们来。”她说,声音终于恢复了正常,“要喝茶吗?我这里有从国内带过来的普洱。这里什么都好,就是买不到正经茶叶。”
书店的里间是一个很小的休息区,摆着两张旧沙发和一张木茶几。窗外可以看到海湾对面的雪山,山顶被极光照成了一种不真实的绿色。薛紫英泡茶的时候手很稳——她的手比以前稳多了,陆时衍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以前薛紫英拿文件的时候手总是微微发抖,尤其是在压力大的时候。现在的她,像一个终于找到了锚点的船,不再漂了。
“为什么选冰岛?”苏砚问。
“因为远。”薛紫英端着茶壶坐下,倒三杯茶,热气在冷空气里升腾成白雾,“当时就是想找一个离过去最远的地方。世界地图摊开,从上海画一条线,最远的有人住的地方差不多就是这里。来了之后发现,远不远的倒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的日子很简单。冬天很长,夜很长,但正因为长,所以不用赶时间。慢慢整理书架,慢慢煮一壶茶,慢慢等天亮。以前在国内,我从来没有这么慢过。”
陆时衍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好茶,回甘很快。他说:“你的信里说没有再做过噩梦。”
薛紫英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极光在雪山上变幻着形状,绿色的光带像一条缓慢流淌的河。书架上的老式收音机播放着低音量的爵士乐,冰岛语的歌词苏砚听不懂,但旋律很柔和,像是有人在用一种不紧不慢的方式讲述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
“离开上海之后,”薛紫英终于开口了,“我做了整整半年的噩梦。每天晚上都一样——梦到我在法庭上作证,说错了一句话,然后所有证据都被推翻,导师被当庭释放。他走出法庭的时候回头看我,笑了一下。”她停顿了很长时间,把茶杯举到嘴边,没有喝,又放下了。“那种笑不是恨,是失望。像是他在告诉我,你看,你最终还是会回到我这边的。那个笑容才是最让我害怕的东西。”
陆时衍没有说话。他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导师的笑容确实有这种力量,温和、儒雅、充满说服力,让人觉得拒绝他是一种罪过。他曾经也是被那个笑容俘获的人之一。
“后来有一天,”薛紫英继续说,“我梦到自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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