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我爸写给我妈的。二十三封。一封都没寄出去。”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你在哪?”
“我爸的书房。”
“别动。我过来。”
四十分钟后,陆时衍出现在书房门口。苏砚还坐在那把吱嘎响的木椅上,面前摊着那叠信,一封也没再翻开。陆时衍走过去,在她旁边蹲下来。
“你看了几封?”
“七封。看不下去了。”
“为什么?”
苏砚沉默了一会儿:“因为我知道后面是什么。公司越来越差,债越来越多。他给不了我妈好日子,所以这些信一封都没寄。他不想让她知道他有多难。”
陆时衍看了看那叠信,又看了看苏砚的脸。她的眼眶很干,一滴眼泪都没有。但他认识她够久了,知道干涸的眼眶有时候比流泪更让人难受。
“你想不想听听我的建议?”他问。
“说。”
“这二十三封信,是你爸留给你妈的。虽然没寄出去,但他写了。每一封都写了。这说明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跟你妈说话。他只是——不知道怎么把信递出去。”
苏砚抬起眼看他。
“你爸跟我爸,”陆时衍在她旁边的地板上坐下来,背靠着写字台,“有一个共同点。”
“什么?”
“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扛着。”他说,“你爸扛的是技术理想。我爸扛的是职业底线。两个人扛的东西不一样,但结果一样——都没扛住。你爸公司破产了,我爸被发配到小律所。但他们都没后悔。”
苏砚看着他。
陆时衍从兜里掏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给她看。照片上是一个穿着法官袍的中年男人,面容清瘦,眼神温和。照片很旧了,边角有折痕。
“我爸。我前几天从一个旧相册里找到的。他在法院的最后一天拍的。”
苏砚接过来看。照片里的男人——陆时衍的父亲,眉目之间跟陆时衍有七分像。
“你爸为什么辞职?”她问。
“我本来以为是因为得罪了人。后来我查到了当年的案卷。”陆时衍把手机收回来,“他拒绝为一个涉及权贵的案子背书。案子后来被翻了,当事人被放了。他的同僚都说他傻——只要签个字,什么事都没有。他不签。被调去一个小律所,干了二十年,直到退休。”
“你爸后悔吗?”
陆时衍想了一下:“他从来没说过。但他退休那天跟我说了一句话——‘时衍,做律师可以输官司,但不能输底线。’”
两个人在书房里坐了很久。窗外的槐树在风里沙沙地响,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地板上画出一条条光栅。苏砚把那些信重新装进牛皮纸信封,封好,放进自己的包里。
“基金的名字改了。”她说。
陆时衍看着她。
“不叫苏远山科技创新基金了。”她把包拉链拉上,“改叫‘远山与秀兰’基金。”
“用你爸妈两个人的名字?”
“对。”苏砚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写字台前,“我爸的信写给我妈的。这些信没寄出去,但里面的东西——他扛了那么多年没说的话——我想让它们有点用处。以后基金资助的人,第一条规定就是——申请书必须写清楚技术内容。不准拿模板套。谁写得像在背稿子,第一轮就刷掉。”
陆时衍也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那第二条呢?”
“第二条——”苏砚想了想,“资助名单上的人,每年要写一封信。写给谁都可以——给家人、给朋友、给过去的自己。写什么都行。但必须写。手写。不准打字。”
陆时衍笑了:“为什么?”
“因为我爸写了二十三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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