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上来,糊住了厨房的玻璃窗。陆时衍坐在餐桌上等面,看见父亲的肩膀在蒸汽里微微颤抖。
“爸,你冷啊?”
“不冷。水太热了。”
后来陆时衍知道那件案子输了。他问父亲为什么输,父亲说:“律师输案子很正常。”然后就转台看新闻了。陆时衍没有再问。他学会了不问。这是父亲教他的——输了的事,不要提。
可今天他坐在地板上,看着那封信,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当年那个叫方德铭的人真的在法庭上说了实话,父亲的案子是不是就不会输?父亲是不是就不会被人叫“那个输过国企案的律师”?他后来被从法院调到小律所,是不是不止因为得罪了权贵,还因为这件事的连锁反应?
他拿起手机,犹豫了一下,拨了一个号码。方如海接得很快:“老陆?怎么了?”
“方哥,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方如海愣了一下:“方德铭。怎么了?”
陆时衍握着手机的手指收紧:“你父亲以前跟我爸认识?”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方如海的声音变了调:“你知道了?”
“知道什么?”
“我爸上个月才跟我说的。他说你爸是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九二年那件案子,我爸是当事人。你爸替他扛了所有责任。我爸后来想翻案,你爸不让,说翻案会牵出我爸收受回扣的事。你爸说‘你孩子还小,别毁了你全家’。我爸就没翻。”
陆时衍闭了闭眼。
“你爸从法院调走,也是因为这件事。有人要查他,上面保了他,但条件是从法官位置上退下来。你爸什么都没说,扛了。”
“你爸……我爸后来每年过年都给咱家寄东西,你记得吗?”
陆时衍记得。每年腊月,家里会收到一个从南方寄来的包裹,里面是腊肉、干笋、香菇。父亲签收的时候从来不说话,把东西放进厨房,跟母亲说“老方寄的”。母亲也不多问,只把腊肉挂在阳台上,晾一个冬天。
他一直以为“老方”是父亲的某个远房亲戚。原来这个“老方”,就是那个在信里说“我要说实话”的人。
挂了电话,陆时衍在客厅里坐了很久。太阳从左边窗户挪到右边窗户,光线从金黄变成橙红。小银的玩具散落在爬行垫上,那只被啃过的矿泉水瓶还在茶几底下,苏砚没扔,洗干净了放着。
他站起来,走到书桌前,拿起那张信纸又看了一遍。方德铭写的“你帮我这一次,我记一辈子”,和父亲写的“我扛”,两句不一样的话,放在一起看,像两个人在隔空对话。一个说谢谢你,一个说不用谢。一个说我来承担,一个说你别管了。
都是男人。都不说爱。都把“扛”字刻在骨头里。
陆时衍忽然想起父亲最后那几年。他那时候已经工作了,周末偶尔回家吃饭。父亲坐在沙发上看报纸,他坐旁边看手机。两个人谁也不说话,就这么坐一个下午。临走的时候,父亲把他送到门口,说一句“路上小心”,然后关门。
有一次他走到楼下,发现手机忘拿了。回去敲门,父亲开门的时候,手里拿着他的手机站在门口,好像早就知道他忘了,一直等在那里。陆时衍接过手机,父亲说:“下次记着。”
就三个字。下次记着。
那时候他觉得父亲啰嗦。现在他想起来——那个站在门口等他的老人,其实一直在用最笨拙的方式说“我舍不得你走”。只是他的词典里没有“舍不得”这三个字,他翻来翻去只找到“下次记着”。
跟“我不饿”一样。跟“不累”一样。跟“扛”一样。
“爸。”陆时衍对着那张信纸说,“你扛的那些,我知道了。”
然后他做了一件苏砚如果看见会吃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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