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更是激烈反对。
一位国子监的老博士，在得知科举新规后，愤而上书，痛陈“以夷变夏，以妾僭夫，以释乱儒，国将不国”，并请求致仕还乡，以示抗议。一些在野的宿儒，也私下议论，讥讽“明堂不古，天堂不伦，经义杂糅，取士无方”。
对此，朝廷的应对是分化与威慑相结合。
对于那位老博士，武则天亲自挽留，给予丰厚赏赐，并任命其为新成立的“崇文馆”（类似国家意识形态研究中心）学士，负责“整理古籍，昌明圣学”，给予高位厚禄，但不予实权，实际上荣养起来。同时，大力提拔那些愿意接受新思想、积极阐释“三教同风”与“天命佛旨”的儒生，如北门学士中的刘祎之、元万顷等人，让他们掌握清要之职和文教话语权。胡萝卜与大棒并用，让异议者边缘化，让合作者占据要津。
对于私下的非议，御史台的耳目（包括来俊臣等酷吏体系）加强了对士人言论的监控。虽然未兴起大狱，但几次针对“谤讪时政”、“诋毁新制”的轻微处罚（如贬官、罚俸），足以让大多数人噤若寒蝉。朝廷明确传达出一个信息：在“忠君爱国、拥护新政”这个大前提下，学术见解可以讨论；但质疑根本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权力结构，是绝对的红线。
太子李弘对此表达了忧虑。他私下对李瑾说：“叔父，堵民之口，甚于防川。 防民之口，且犹不可，况防士大夫之口乎？如此以势压之，恐非长治久安之道。”
李瑾看着日渐成熟的太子，语重心长：“弘儿，你所言乃王道正理。然非常之时，需用非常之策。 新旧交替，理念更迭，必有阵痛。如今母后与我所行之事，乃开数百年未有之局，触动的是千年积习、人心成见。若无雷霆手段廓清道路，若无明确标杆指引方向，则旧势力必反扑，新秩序难立。今日之‘压’，是为了明日之‘导’。 待新制稳固，新学昌明，下一代士子自幼受此熏陶，视此为当然，则舆论自成，无须再压。眼下，矫枉难免过正。 你要学的，不仅是仁恕之道，亦需明白，有时，暂时的‘不仁’，恰是为了更长远的‘大仁’——天下之仁，秩序之仁。”
李弘默然，他知道叔父所言有其道理，但内心那份对“道统”和“清议”的尊重，让他依然感到沉重。
五、 明堂大典：日月当空
麟德二十一年九月甲子，秋高气爽，吉日良时。武则天与李治（虽病体沉重，但坚持出席）御驾亲临，在新建成的明堂，举行规模空前的布政大典暨受图仪式。
文武百官、宗室贵戚、诸蕃使节，依序而立。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以薛怀义为首，包括僧正、道门威仪、三教同风堂优秀宣讲者在内的数百名“爱国僧道”代表，也被特许身着法服，位列朝班之侧。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宗教力量，正式被纳入国家礼仪和政治生活的前台，但其位置，是在皇权的“一侧”和“之下”。
大典仪式庄严繁复。先是祭祀昊天上帝、列祖列宗。接着，武则天在明堂顶层，执大圭，向天下颁布新的《僧道令》及修订后的科举条例，宣示“朕绍承天命，抚育万方，总持三教，咸归一轨。 自今而后，凡我臣民，无论僧俗，皆须恪守国宪，忠君体国。释道之流，当以清净为本，慈悲为怀，上护国祚，下利群生。 有能遵行此令，导人向善者，赏；有敢违逆谤讪，惑乱人心者，刑！”
随后，礼部尚书出列，高声宣读由百官、宗室、僧道代表联名呈上的贺表。表中极尽颂扬，将武则天的文治武功、慈悲圣德，与《大云经》预言、天降祥瑞紧密相连，并引用“日月当空，光明普照”的古老谶语，恳请为天后再上尊号。
在“万岁”声中，李治（或由近侍代言）宣布，顺应“天意民心”，尊天皇为“天皇大帝”，天后为“天后圣帝”，二圣并尊，临朝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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