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提升到了文明传承、对外影响、甚至获取他国信息的高度。不少官员暗暗点头。连那位老谏议大夫，虽然仍皱着眉，但一时也找不到更有力的反驳之词。
龙椅上的武则天，凤目扫过群臣，缓缓开口：“诸卿所议，皆有道理。本国才俊，自当优先培养，此乃根基。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我大唐既为天下共主，自当有容载万物之气量。外邦学子，慕风来朝，若拒之门外，反显我朝气量狭小。可着礼部、国子监、天下学馆，共拟章程，严其遴选，明其规矩，优其教导。名额可适当增加，但需保证生徒质量，并令其缴纳一定费用，或由其本国承担部分，以补用度。同时，着吏部、户部，议一议增广州县学、改良取士之法，使我本国寒俊，亦有更多进身之阶。内外兼顾，方是正理。”
“陛下圣明！” 众臣躬身。一场可能引发争议的朝议，在武则天和李瑾等人预先铺垫的共识下，以及朝堂上新近形成的、更为开放自信的氛围中，平稳落地。这本身就是一种自信的体现——不再为是否接纳外来者而反复争论，而是从容地讨论如何接纳、如何管理、如何使其为我所用。
市井之间，这种自信则表现得更加生动、直接。
西市一家新开的“胡汉杂货铺”前，掌柜是个四十来岁的长安本地人，姓王，正操着一口流利但略带口音的粟特语，与几个粟特商人讨价还价，争论着一批来自波斯的银器成色和价格。几个路过的士子驻足旁观，其中一人笑道：“瞧这王掌柜，前些年还只会说‘贵了’、‘便宜些’，如今连粟特人的俚语都会了，做起生意来，比胡商还精。”
另一士子摇着折扇，不以为意：“这有何奇？如今长安，会说几句胡语的唐人多了去了。东西两市，译语人都不够用，不少店家自己学了些，买卖更方便。听说‘天下学馆’还开了‘译语速成班’，专教买卖用语，报名者众。”
“也是。与胡商打交道多了，便知他们亦是寻常人，有好有坏，有精有憨。其国货物，固有精巧新奇者，但我大唐之物，亦不乏精品，甚或更胜一筹。” 第三个士子指着旁边一家绸缎庄悬挂的、用新式提花机织出的、带有繁复波斯花纹却更加光鲜亮丽的锦缎说，“你看这‘陵阳公样’锦，本是仿波斯纹饰，如今我工匠改良机杼，织出的花纹更细密，色彩更鲜亮，那些波斯、大食商人，反而要抢购回去，在他们那里卖得更贵。这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几人说笑着走开。不远处，几个穿着新罗服饰的留学生，正围着一个卖“毕罗”（一种带馅的油炸面食）的小摊，笨拙地试图用官话点餐。卖毕罗的老汉笑呵呵地，放慢语速，连说带比划：“要肉的？菜的？这个是羊肉大葱，这个是韭菜鸡蛋……对，五个，十文钱。” 旁边排队的长安百姓，也并无不耐烦，反而有几个热心的大婶，帮着“翻译”：“他要这个，肉的！多给加点茱萸酱，他们爱吃辣！”
这种日常的、自然而然的互动，没有刻意的居高临下，也没有过分的惊奇围观，只有一种“哦，他们是外邦人，有点不一样，但也没什么大不了，都是来做生意、来学习的，跟我们一样要吃饭” 的平常心。这种平常心，是更深层次的自信——不再将外来者视为完全的“他者”或“奇观”，而是视为可以交流、甚至可能成为邻居、同窗的普通人。
在“四方里”附近的一家小酒肆里，几个“格物院”的年轻学生，正与一个来自天竺、在“天下学馆”学习算学的婆罗门青年激烈地讨论着。他们面前的桌子上，用酒水画着些奇怪的图形和符号。
“苏利耶兄，你所说这‘零’之概念，及你们天竺的数字写法，确有其便利之处，尤其用于计算。然则，我中土算学，自有筹算之妙，且《九章算术》、《周髀算经》博大精深……” 一个唐人士子指着图形，努力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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