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成本？还是这三者之间的某种权重组合？
那个权重，不是物理学能给的东西。
林煜把椅子往后推了一点，靠在椅背上，看着屏幕。
他以前遇到过很多问题，大的小的，清楚的模糊的，但那些问题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可以被化简，化简之后，优化目标是明确的，规则视野就能找到那个唯一的解。
CDAS的时候他化简过，他把目标函数设定成“唤醒母亲的概率最大化“，在那个设定下，规则视野给了他一个方向，他沿着那个方向走到了尽头。
但这道公交调度的题，他找不到一个能被接受的化简方式，因为它的目标函数里有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不是任何人能单独给的。
他在心里试了一下。
如果他把目标函数设成“整体效率最大化“，答案是A。
如果他设成“服务公平性最大化“，答案是B。
如果他设成“效率与公平的加权平均“，答案取决于权重怎么设，权重不同，最优解就不同。
这个权重应该由谁来设？
应该由住在西北老社区的那些老人来设，因为他们是受影响最大的人，但他们可能不知道还有这道题在被讨论。
应该由局里的预算部门来设，因为他们知道能拿出多少钱，但他们的优先级可能是控制成本。
应该由乘坐主干线上班的人来设，因为他们是准点率改善的直接受益者，但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西北那两个站点的存在。
也应该由区政府来设，由研究城市公平性的学者来设，由关注老龄化问题的社会工作者来设，由……
林煜停下来。
他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这道题不是一道他能算的题，不是因为他算不出来，而是因为它的核心变量不是技术变量，是价值变量，是那种只能被讨论、被协商、被某个具有合法性的机构来决定的东西。
这和CDAS不一样，CDAS的核心技术问题是可以被他算的，那道题的目标函数足够清晰，虽然后来他发现那个目标函数本身有问题。
这道公交调度的题，目标函数从一开始就不是技术问题，是政治问题，是社会问题。
他在便签软件里把之前记的两个问号又看了一眼，然后新建了一个便签，在上面写了几个字：谁来设权重。
写完，他盯着屏幕上那三份并排的方案文件，感觉到一种新的、他以前不熟悉的不舒服。
以前他遇到有多个解的情况，规则视野会把解都摆出来，他会继续推导，寻找约束条件，直到找出唯一满足所有约束的那个。
但现在的不舒服不是因为有多个解，而是因为他第一次清楚地知道，他没有资格把这道题的约束条件设完，他只有技术能力，没有价值判断的权利。
他在心里做了一件他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的事：他希望这三套方案里，有一套是错的。
不是差的，是错的。
有数据错误，有逻辑漏洞，有方**问题，有任何一个技术层面上可以被指出来的失误——只要有一套是错的，他就能把那套划掉，然后继续算剩下的两套，也许还会有一套能被划掉，最后剩下一个，那个就是他该交出去的答案。
因为只要有一套是错的，这道题就还是技术题。
但他看了三遍，三套方案的技术部分都没有问题，数据来源清晰，推导逻辑严谨，预测方法在各自的框架内都是合适的。
没有一套是错的。
这三套方案，放在任何一个学术期刊的评审里，都能通过。
它们只是朝着不同的方向，照亮了同一件事的不同面。
天黑了，林煜才意识到他在这道题上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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