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威廉没有立刻开始讲。他按了一下扶手边的铜铃，林远端着一只托盘走进来，托盘上放着一只银质的水壶和两只干净的威士忌杯。他把水壶放在壁炉边的铁架上，给两只杯子各斟了半指高的酒，然后无声地退出去，把门带上。

    “你喝威士忌吗？”老威廉问。

    “偶尔。”

    “那今晚应该喝一点。”老威廉把其中一只杯子推到毕克定面前，自己端起另一只，对着壁炉的火光转了转杯身，琥珀色的酒液在杯壁上挂了一层薄薄的油脂。他抿了一口，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然后靠在椅背上，灰蓝色的眼睛半眯起来，像是在眺望一片遥远的、只有他自己能看见的海面。

    “第一个人，”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个音调，带着老年人特有的沙哑和迟缓，但每个字的咬字都极其清晰，“叫安德烈·索科洛夫。俄国人，十月革命后流亡到巴黎的白俄贵族后裔。卷轴选他的时候，他在塞纳河边的旧书摊上打零工，穷得连一双完整的鞋都没有。箱子是在新桥下面砸中他的，和你一样——从天而降，差点把人砸死。”

    他顿了顿，把酒杯放在膝盖上，用毯子的边缘慢慢擦拭着杯口的水汽。

    “安德烈拿到卷轴之后，用了三年时间，从巴黎旧书摊的小贩变成了欧洲最大的军火商。二战爆发前，他几乎控制了法国三分之一的军工产能。然后在1939年春天，他忽然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去哪了，他的公馆、账户、手下，一夜之间全部被另一批人接管。巴黎警方在他的书房里只找到了一样东西。”

    “什么？”毕克定问。

    “一把烧焦的椅子。椅子扶手上绑着半截绳子，绳子被火烧断了。但椅子上没有人，也没有尸体。现场没有任何血迹，没有任何搏斗痕迹，就好像他坐在椅子上被人烧，然后凭空消失了。那些接管他产业的人，全部持有安德烈亲笔签署的转让文件，笔迹鉴定是真的。”

    老威廉看着毕克定，火光在他深陷的眼窝里跳动，把他的表情映得忽明忽暗。

    “第二个人，叫陈望北。新加坡华侨，战前是马来亚最大的橡胶大王。他被卷轴砸中的时候，正在槟城的码头卸货，一箱从马六甲运来的橡胶。箱子从吊机上掉下来，砸穿了他头顶的遮阳棚。这是1920年的事。他拿到卷轴以后，用了不到十年就整合了整个东南亚的橡胶产业，日本人的三井财阀都被他压了一头。1929年，全球橡胶价格暴跌的前一天，他忽然变卖了所有产业，把钱全部捐给了南洋大学和同济医院，只给自己留了一张去巴黎的船票。船到科伦坡的时候，他跳海了。船员在他的船舱里找到了遗书，上面只写了一句话。”

    老威廉从毯子下面摸出一张泛黄的纸片，折叠得很小，边缘已经磨得起了毛。他没有展开，只是放在桌上，用手指压着。

    “‘它要带我走了。我不去。’”老威廉一字一顿地念出来，然后抬起眼，“陈望北是唯一一个在出事前主动放弃继承人身份的人。但他还是没逃掉。跳海之后，连尸体都没有找到。科伦坡的渔民说，那天的海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一个成年男人从船舷上跳下去，不可能不溅起水花。但他们什么都没看到。”

    毕克定端起威士忌喝了一口。酒很烈，泥煤味冲鼻，咽下去之后有一股烟熏的余韵在喉咙里打转。他没有说话。他知道老威廉不需要他说什么，只需要他听。

    “第三个。玛格丽特·杜邦。她是七个人里唯一的女性。比利时人，金刚砂集团的继承人，二战后欧洲重建时期最大的建筑材料供应商。她是被一个从天而降的铁箱砸中了汽车引擎盖——1963年，布鲁塞尔。她的司机当场吓跑了。她在车里坐了很久很久，然后自己出来，把箱子搬上了后座。玛格丽特比前两个人都聪明，她拿到卷轴之后，没有贪心。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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