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说，擅长做。说“别怕”太轻飘飘，所以他选择帮她把所有可能会让她怕的东西都提前扛下来。
护士推着平车从抢救室出来，林父躺在上面，身上盖着浅绿色的手术单，手背上扎着输液管，脸色灰白，嘴唇干裂，但呼吸是平稳的。林微言站起来跟在平车旁边，低头看着父亲的脸，发现他比上次见面时老了很多——鬓角白了一大片，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连睡着的时候都皱着眉头，像是在跟什么看不见的东西较劲。
重症监护室的门外有一排探视窗口，玻璃擦得很干净，能看见里面监护仪屏幕上跳动的绿色数字。林微言站在窗口看了很久，看着父亲的胸口随着呼吸机的节奏一起一伏，觉得那起伏的幅度小得让人心慌。
沈砚舟站在她身后半步的位置，也在看。他看的是监护仪上的数字——心率、血压、血氧饱和度，每一个数字的跳动都在他的注视之下。五年前他在同一家医院、同一条走廊、同一个姿势站过无数次，这些数字代表什么、正常范围是多少、什么波动需要警惕，他比大多数家属都清楚。
“心率偏快，但还在正常范围内。”他说，声音不高，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给她做实时翻译，“血压在恢复，血氧也不错。这个趋势如果能保持到明天早上，就算挺过第一关了。”
林微言转过头看他：“你怎么这么懂？”
沈砚舟的目光从监护仪上移开，落在她脸上，嘴唇动了动，似乎在犹豫要不要说实话。犹豫了半秒，还是说了。
“我爸那会儿，我把整本《心内科临床诊疗指南》看完了。六百多页，包括附录。”
林微言看着他，忽然觉得嗓子眼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不是因为那本六百多页的医学书，而是因为他说话时那种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状态——好像一个人扛下所有事情是天经地义的，好像不抱怨、不诉苦、不向任何人求助是理所当然的。
“你那时候多大？”她问。
“二十四。”
“二十四岁，刚工作，父亲肝癌晚期，要凑两百万手术费。”林微言的声音轻得像要被走廊里的穿堂风吹散，“还要瞒着我，还要被我恨。沈砚舟，你是怎么撑过来的？”
沈砚舟没有立刻回答。他垂下眼睛，睫毛在日光灯下投下一小片阴影，遮住了眼底的神色。过了好久，久到林微言以为他不会回答了，他才开口。
“有一天晚上，我爸刚做完第一次手术，从ICU转到普通病房。那天刚好是我二十五岁生日，没人记得。我买了一块小蛋糕，坐在医院后门的台阶上，准备自己给自己过。然后一个流浪猫跑过来，蹲在我脚边，看着蛋糕。”他忽然笑了一下，笑意很淡，像白水加了一片柠檬，有味道，但说不出是酸还是甜，“我把蛋糕分了一半给它，它吃完了，在我腿上蹭了蹭就走了。我就想，连只野猫都知道吃完东西表示感谢，那我爸一定也知道我在做什么——他只是说不出来。”
他停顿了一下，抬起眼睛看着她。
“后来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扛不住的时候，就去医院后门坐一会儿，看看有没有猫。”
林微言没说话。她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指。
不是牵，是握——手心贴着他的手背，五指收拢，力道不大，但稳。沈砚舟的身体微微僵了一下，然后慢慢放松下来，没有反握回去，只是任由她握着，像是在小心翼翼地守护一个得来不易的许可。
探视时间到了，护士过来通知可以进ICU看一眼，每次只能一个人，时间十分钟。林微言换上隔离衣、戴上口罩和帽子，在护士的引导下走进重症监护室。沈砚舟站在探视窗口外面，隔着玻璃看着她走到病床前，看着她弯下腰，把父亲露在被子外面的手轻轻握住。
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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