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门。最后她伸出手，把病历本拿了起来。
封面的塑料皮已经有些发粘了，带着一股消毒水的气味，即使过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完全散尽。她翻开第一页，最上面是患者的基本信息——沈国安，男，五十二岁，职业一栏写的是“退休工人”。然后是一行诊断意见，字迹潦草但依稀可辨：急性髓系白血病，M2型。
诊断日期是五年前的九月。
她的手指停在那行日期上，像是被钉住了一样。
九月。那个九月，正是沈砚舟跟她说分手的时候。她记得很清楚，那天下了很大的雨，图书馆门前的银杏叶子被雨打落了一地，黄灿灿地铺满了台阶。她站在台阶上等了他两个小时，他没来。晚上她接到他的电话，他的声音很冷，像是一个她完全不认识的人。他说他要去国外了，跟顾氏集团合作一个项目，顾家的小姐也会一起去。他说他们到此为止。
“你爸爸的病……”林微言的声音有些发抖，“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那时候告诉你，你会怎么做？”沈砚舟的声音很平静，但那种平静底下压着某种沉重的东西，像是冰面下的暗河，“你会拿出你所有的积蓄帮我。你会去求你父亲。你会放下你手里所有的工作陪在我身边。甚至可能会放弃你刚拿到的那个古籍修复项目的名额。”
他的目光落在她脸上，一瞬不瞬。
“那个项目是你等了三年才等来的机会。我不能让你放弃。而且——”他顿了一下，喉结微微滚动，“当时我爸的病情很不乐观，医生说可能撑不过半年。治疗费用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不可能让你跟我一起扛这个。我宁愿你恨我。”
林微言低下头，一页一页地翻着病历本。化疗记录、住院记录、费用清单、病危通知书——每一页都盖着医院的红章，每一页都写着日期，每一页都在告诉她，在那段她以为沈砚舟背叛了她的日子里，他其实正守在医院的走廊里，一个人面对着所有的一切。
费用清单上的数字让她触目惊心。单次化疗的费用是几万块，骨髓移植的预付款是几十万。住院费、药费、检查费、护理费——每一项都是一座山，一座一座地压在这个当时还不到二十五岁的男人身上。
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她的手猛地停住了。
那是出院记录的最后一栏，上面写着患者的出院日期。那个日期，是她的生日。
五年前的那个生日，她一个人过的。她记得那天她坐在停云阁的工作台前，把一盏台灯修了又拆，拆了又修，反反复复折腾了好几个小时。其实台灯根本没有坏。她只是不敢停下来，因为一停下来就会想他，一想他就会想哭。而她已经为他哭了太多次，不想再哭了。
可他在那一天，在医院的出院窗口，替他父亲办完了所有的手续，然后一个人扛着两个大包走出了住院部的大门。
他在那一天，终于卸下了一块压了他好几个月的巨石。
而她在同一天，在同一座城市，在距离那家医院不到十公里的地方，对着一个不存在的故障反复修理一盏台灯。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是错在不够爱，是错在他舍不得她疼。
林微言把病历本合上，放在工作台上。她的眼眶有点发酸，但她没有让眼泪掉下来。她深吸了一口气，把目光移向窗外。
书脊巷的老槐树正在抽新芽，嫩绿的叶尖在晨风里微微颤动。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洒在青石板路上，斑驳陆离，像是谁不小心打翻了一地的碎金子。早点摊前有人排队买豆浆油条，有人牵着狗从巷口走过，有人推开陈叔书店的门，带出一阵清脆的铃铛声。这条她出生长大的巷子，每天都在以它自己的节奏苏醒过来，不急不缓，烟火缭绕。
“沈砚舟。”她转过头，重新看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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