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是沈砚舟的字——“已全部记下，谢谢医生。”
再后面是零零碎碎的复诊记录、药费收据，还有几张借条。借条上的金额都不大，三万、五万、两万，债权人名字杂七杂八，有他律所的同事，有大学同学，还有一个名字林微言不认识。每张借条下面都写着还款日期，最晚的一张是三年后才还清的。
她把借条一张张理好，手指忽然停下来。
最后一张借条上的债权人名字叫陈叔。
金额是两万块，借款日期是五年前的十二月。借条上还有一行备注，写的是“买药急用，明年三月前还清”。
陈叔从来没跟她说过这件事。
她每个月都去陈叔店里坐坐，有时候帮他理书，有时候陪他喝茶。陈叔知道她和沈砚舟所有的事，但他从来不劝她，只是偶尔在她发呆的时候说一句“那小子今天又来了”，或者“那小子问了你最近在修什么书”。
陈叔借钱给沈砚舟的时候，他们刚分手两个月。沈砚舟那时候已经背负了所有能背的债务，沈长河还在恢复期，后续治疗的费用是个无底洞。他跑遍了所有能借的人，最后借到了书脊巷，借到了她的眼皮底下。
而陈叔借了，一个字都没对她提过。
林微言把借条翻过去，背面有陈叔的字——“不急，有了再说。”五个字，陈叔写的，字迹她很熟。陈叔的字不好看，歪歪扭扭的，但他的字总有温度，像冬天巷口卖烤红薯的老头，掀开铁桶盖子时冒出来的那股热气。
她把借条放在旁边，和沈砚舟签的那份协议并排摆着。
一个借条上写的是“不急，有了再说”。
一个协议上签的是五年的自由。
两张纸同样泛黄，同样压了五年。一个轻得像羽毛，一个重得像山。但放在一起看，林微言忽然觉得，它们好像都在说同一件事。
她深吸一口气，继续往下翻。最后几张是沈砚舟写给她，但从未寄出的信。
信没有放进信封，只是折了三折，用一根橡皮筋箍着。橡皮筋已经老化了，轻轻一碰就断成了两截。她把信打开，第一页的第一行字就让她整个人定在了椅子上。
“微言：
我不知道这封信你什么时候能看到，我也不知道这封信该不该写。写给你的每一句话，写完又想划掉。但有些话不说，我怕以后没机会说了。”
信写了三页纸，有些地方有洇开的痕迹，不是眼泪，是水渍。纸页皱巴巴的，像是在什么地方被雨淋过。沈砚舟的字一向工整，但在这三页信里，他的字迹时而紧时而松，有一段的笔迹特别用力，把纸都戳出了几个小洞。
林微言一字一句地读过去，读到第三页的最后一段时，她的睫毛动了动。
“我走的那天，你站在巷口，穿一件灰色的毛衣，领口大了一圈。我当时想，这件毛衣是不是我买给你的那一件。我买的那件领口是合适的，你那件大了，应该不是我买的。后来我想起来了，我从来没给你买过毛衣。”
她合上信。
不是读完了，是不敢再读了。再读下去，她怕自己会在这个咖啡厅里失态。她把信重新叠好，把断掉的橡皮筋小心地收在信封旁边，然后把所有的文件按照原来的顺序理整齐，放回信封。
“看完了？”顾晓曼问。
林微言点了点头，声音有点涩，但她没让情绪溢出来。她端起面前的热牛奶喝了一口，牛奶已经凉透了，又甜又腻，喝下去嗓子很不舒服。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你说。”
“他当年为什么要用那种方式分手？”
顾晓曼靠在椅背上，沉默了一会儿。阳光从她身后打过来，把她的侧脸笼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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