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公园的花坛前面。沈父穿着那个年代常见的中山装，身形挺拔，眉眼间满是意气风发的精气神。沈母穿着一件碎花连衣裙，笑得很温柔，一只手搭在小沈砚舟的肩膀上。

    “那是砚舟八岁那年照的。”沈父端着一个托盘从厨房走出来，托盘上放着两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和一碟腌萝卜，“那年公园里的菊花开得特别好，他妈非要去照一张。他嫌热，一路上噘着嘴，照出来就是这个表情——你看，皱着个眉头，跟他现在出庭前一模一样。”

    他把粥碗放在茶几上，又从托盘里取出两把白瓷调羹，整齐地摆好。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

    林微言端起粥碗，低头喝了一口。粥很烫，小米的清香和红枣的甜味混在一起，顺着喉咙滑下去，整个胃都暖了。她喝了两口，抬起头，发现沈父正坐在对面的小板凳上，双手交叠在膝盖上，用一种很复杂的目光看着她。那目光里有小心翼翼的打量，有压抑着的愧疚，还有一种很深很深的、不敢说出口的期盼。

    “叔叔，”林微言放下勺子，“您身体好些了吗？”

    沈父点点头，又摇摇头，然后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释然，也有自嘲。

    “好了。命保住了，就是落了一身毛病。当年——”他停顿了一下，看了沈砚舟一眼，“当年要不是我这条命拖累他，你们也不至于走到那一步。”

    厨房里传来关火的声音。沈砚舟端着自己的那碗粥走出来，坐在林微言旁边，没有说话。

    沈父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把放在膝盖上的手抬起来，朝沈砚舟的方向指了指。“那一年，砚舟刚拿到那家顶尖律所的offer，他妈高兴得整宿睡不着觉。结果没出一个星期，我查出来肝上长了东西。恶性的。医生说能治，但费用要六十万，还不算后续康复的钱。六十万，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就是把房子卖了都凑不够。”

    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但林微言注意到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指在微微发抖。

    “我当时想，不治了。反正活了半辈子，够了。砚舟不同意。他把他那间刚租的公寓退了，搬回了学校宿舍，把攒的每一分钱都汇回来。他妈去给人做家政，一天跑三户人家，晚上回来腿肿得鞋子都脱不下来。”沈父的眼圈红了，但他没有让眼泪掉下来，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就那，还是不够。远远不够。”

    林微言握着粥碗的手指收紧了些。她知道接下来要讲的是什么了。

    “后来有一天，砚舟忽然给我打了二十万。又过了几天，又打了十五万。我问他钱哪来的，他说律所预付的薪水。我当时病得昏昏沉沉的，也没细问。后来才知道——”沈父的声音哑了，“后来才知道，他签了顾氏的条件。顾氏帮他还清我的手术费，他帮顾氏打三年的商业官司。三年之内，不能谈恋爱，不能结婚，不能做任何可能影响顾氏利益的事。那是顾氏继承人的条件，是顾老爷子亲自定的规矩。他想把女儿顾晓曼嫁给砚舟，砚舟不干，他就用这种方法——让砚舟必须留在顾氏的船上，至少在公众视线里，必须是顾家的人。”

    粥的热气在三个人之间升腾，把整个客厅氤氲成一片模糊的暖黄色。

    “砚舟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是我自己后来翻他的抽屉，翻到了那份协议。那个时候，你已经出国了。”

    沈父站起来，走到电视柜旁边，拉开抽屉，从最里面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已经旧了，边角磨出了毛边，但他拿在手里的动作依然很小心，像捧着一件易碎的古董。他把信封放在茶几上，推到林微言面前。

    “这里面，是所有的东西。协议的原件，手术记录，银行的转账凭证，还有——”沈父的声音哽了一下，“还有砚舟那三年写的日记。不是每天都写，但每次喝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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