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棚里很安静。

    蒲池幸子坐在钢琴前，左手搁在琴盖边缘，右手拿着一支削得很短的铅笔。

    她在五线谱纸上写了一个音符，停了两秒，又用橡皮擦掉了。

    现在是下午三点十七分。

    今天的导唱带任务已经全部录完了——三首歌，每首两遍，第二遍全部一次通过。录音师在对讲里说“辛苦了“的时候，语气里甚至带着一丝无聊，毕竟对于他来说只是一项例行任务而已。

    她抬起头，看了一眼玻璃窗对面的控制室。录音师已经离开了。调音台上的推子整齐地归了位，VU表的指针垂在底部。

    整栋楼里大概只剩她一个人了。

    她喜欢这种时候。

    公司的录音棚在傍晚五点之前都归她使用——板仓跟她确认合同的时候专门加了这一条。”你可以把它当成自己的房间，“板仓当时说，“反正五点之前也没人排。”

    三年了。

    幸子的手指轻轻落在琴键上，按下一个C大调的和弦。声音在录音棚的吸音墙壁之间消散得很快，像一颗石子丢进深水里。

    三年。

    她数过。从签约那天到今天，她一共录了四百二十七首导唱带。

    涵盖了流行、摇滚、演歌、R&B。整整四百二十七种不同的旋律、歌词、情感、气口。

    每一首歌的主人都不是她——她的声音只是模具，浇铸出一个形状，然后被送往全国一万三千台卡拉OK机器里，等待某个陌生人在包厢里拿起话筒，跟着她的声音一起唱。

    没有人知道那是她。

    她的名字不会出现在任何一张唱片封面上，不会出现在电视屏幕底端的字幕条里。在这个行业的食物链上，“导唱带歌手“的位置大约介于“乐器“和“人“之间。

    但她唱得很认真。每一首。

    手指从和弦上松开，弹了一段旋律。这是她自己写的东西——不在工作范围内，纯粹是因为想写。副歌的部分已经改了三个版本了，每一版都差一口气。差在哪里她说不清楚，只知道弹到那个位置的时候，胸口的那团东西没有被完全推出来。

    她停下手，低头看着五线谱纸。铅笔痕迹深深浅浅地叠在一起，有些地方被橡皮擦得纸面都起了毛。

    从那天三年前在那个小酒馆签下合同起，她就再也没有站上过任何一个舞台。

    她被安置在这间录音棚里，每天的工作就是唱歌。板仓定期送来曲目清单和导唱带的音轨，她录完，交带子，回公寓。偶尔和录音师交流几句技术细节，大部分时间独处。

    最初的半年是最辛苦的。

    她第一天走进录音棚时，什么都不懂。连监听耳机的佩戴方式都不对——戴得太紧，三十分钟之后耳廓就开始发红、发疼了。

    录音师隔着玻璃窗做了一个手势，她没看懂。后来录音师走进来，帮她把耳机的头梁调松了两格，将侧面的海绵垫翻折到耳廓外侧而非压在上面。

    “轻一点就好。”录音师说。

    那天录了一整个下午，八首歌。每首都录了四到五遍。回公寓之后她把自己的录音带放出来听，第一遍就按了暂停。

    太紧了。

    嗓子在发力，气息在撑，高音区像是用手指去够一个勉强碰得到的架子顶层——够到了，但姿态很难看。

    第二天她六点就到了棚里，比工作时间早了三个小时。戴上监听耳机，一个人对着话筒练。

    然后是一年、两年、两年半。

    变化是从第二年的秋天开始变得明显的。

    有一天她录一首中板情歌，副歌的最高音是一个降A5。以前碰到这个音，她需要提前一个小节调整呼吸、收紧腹部、把声音往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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