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是星期六,沈晓芸天还没亮就揣着两个大饼偷偷溜出了门。
她本以为躲进厂里就能清静一天,没想到下午四点半刚下早班,她跟着几个小姐妹走出车间,一眼就看见厂门口的铁栅栏外头,站着一个推着破旧二八大杠、穿深蓝色劳动布棉袄的熟悉身影。
“爸?!”
沈晓芸吓了一跳,慌忙小跑过去。
门卫室旁边,沈国荣正背着手,仰头盯着厂门内侧那面足有三米宽的黑板报。
今天中午他在厂里越想越不踏实,总觉得女儿是被什么皮包公司给骗了,干脆请了两个钟头假,一路打听着骑车找了过来。(注:“皮包公司”一词在八十年代中期已十分流行,一九八五年国家曾专门发文整顿此类空壳公司。)
来之前,他在脑子里想过好几种场面——要么是像旧社会那种暗无天日、包工头拿着皮鞭骂人的黑作坊,要么是花里胡哨、不正经的洋场子。
可他在大门口蹲了整整一个钟头,看到的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这处租用旧厂房改造出来的院子算不上多大,但水泥地面扫得连一片碎布头都看不见。
大门内侧的公示栏上,用白粉笔工工整整地抄写着《高桥纺织一号车间十二月份计件核算与等级标准》:A级品单价多少、B级品扣减多少、全勤补贴多少,甚至连每个机位女工上个月的合格率都列在表格里。
沈国荣顺着四十二号机位找过去,果然在上面看到了“沈晓芸,A级品率98.4%,实发119.60元”的一行字。
不仅没发错,她那手艺,居然还是整个车间前三名。
“老同志,你就是晓芸她阿爸吧?”
门卫室里走出来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师傅,手里端着搪瓷茶缸,笑呵呵地递过一根大前门香烟。沈国荣一看对方身上的旧中山装,就知道也是国营厂退下来的老职工,防备心顿时松了一截。
“老哥,我跟您打听个事。”沈国荣没接烟,压低声音指了指院子里,“这家日本会社,底子到底牢靠不牢靠啊?给小姑娘开这么多工钱,该不会干个一年半载就黄摊子吧?”
“黄摊子?人家日本老板刚从名古屋海运过来三百台崭新的全自动电动平缝机,下礼拜就要换掉里头那批老‘飞人牌’了,光是买机器和交关税就花了几十万外汇,哪有还没回本就黄摊子的道理?”
门卫老王哈哈一笑,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号车间门口。
透过一号车间敞亮的大玻璃窗,正好能看见里头一排排缝纫机前忙碌的景象。
一名头发花白、鼻梁上架着老花镜的日本老人,正背着手在过道里慢悠悠地巡视。
他手里捏着半截红粉笔,走到检验台前拿起一件刚下线的白T恤只摸了一把,眉头便是一皱,二话不说就在领口画了个刺眼的红叉;可遇到走线平整均匀的衣服,老人紧绷的脸上又会露出一丝赞许,轻轻点头放进合格箱里。
而在不远处的办公楼台阶前,一个三十多岁、身穿笔挺深色西装的日本中年男人,正夹着黑色公文包,带着一名年轻翻译快步走下台阶,客气却坚决地送走两个满脸讪讪的干部模样的人。
“瞧见没?车间里头拿红粉笔那个老头,叫松本,是从日本京都专门请来的老裁缝,厂里人都叫他‘守门阎王’,针脚稍微歪一点点就给你画红叉!”
门卫老王指着院子里向沈国荣介绍道,随后又把下巴朝办公楼那边一扬:
“台阶上穿西装那个年轻的,是咱们高桥厂长。”
“这帮日本人认死理得很,咱们区轻工局的干部刚才想塞两个亲戚进来坐办公室,你看,硬是被高桥厂长当场给顶回去了,天王老子写条子来都没用!”
“可只要你手底下有真本事,能过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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