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责任！我们要通过《新民丛报》，大力鼓吹国民教育、权利思想、国家观念！要编纂新式教科书，介绍世界新知！要鼓励、资助更多青年才俊东渡留学，学习政法、理工、军事，以备将来建国之需！”
他的思绪飞得更远。他想起了谭嗣同，若复生兄见此，当可稍慰于地下，毕竟他当年痛斥的“俗学”核心之一，便是科举时文。他又想起了仍在国内的陈三立、吴保初等人，不知他们对此巨变，又是何种心境？至于丁惠康……他前日刚收到广州友人来信，得知其已于今春病逝，心中怅然。丁惠康一生潜心格致，重视教育根基，若知科举废除，或一定会以他那种冷静的方式，分析其利弊吧。
“对了，”梁启超对蔡锷道，“下一期丛报，可设一专题，评议废科举之事。既要肯定其进步意义，亦要警惕其可能出现的流弊，更要指出此后中国教育之根本方向——在于塑造‘新民’，在于培养独立人格与现代国家公民，而非旧式臣民。可约请几位教育学家、留学生撰文。”
“是，先生！”蔡锷领命，浑身充满干劲。
窗外，东京的秋日晴空朗朗。在这里，中国留学生们的兴奋之情更为直接。他们聚集在留学生会馆，热烈讨论，认为这是革命事业的一大助力——科举的废除，将加速旧士绅阶层的分化，促使更多知识青年转向新学，其中必有相当部分会接受革命思想。章太炎等人的革命派刊物，也迅速做出反应，指出废科举是清廷为挽救统治的无奈之举，但客观上有利于革命思想的传播，号召留学生和国内学子，不要对清廷“新政”抱有幻想，应坚定革命排满之志。
科举制度的终结，则是一个庞大帝国在内外压力下，被迫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强烈信号。它撕裂了旧的社会上升通道与文化认同，释放出巨大的不确定性，也开启了新教育、新人才、新思想竞相奔涌的闸门。对于陈三立，这意味着家族传承方式的彻底转换；对于丁惠康，他一直坚守的“格致”、“金石”研究其道路将越走越宽阔；对于吴保初，这意味着最后的精神依托的丧失；对于梁启超和更年轻的一代，这却是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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