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出了具体的生存曲线和并发症对比柱状图，每一组数据都标了标准差和P值，统计学差异清清楚楚。
“抗炎方案首选糖皮质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激素起始剂量1mg/kg/d，根据血沉、C反应蛋白逐步减量，总疗程至少2年。免疫抑制剂优先环磷酰胺，不能耐受的可以换吗替麦考酚酯或者生物制剂。”
周成又讲了血运重建的时机——炎症指标正常至少3个月，没有临床活动表现。
同时还有手术方式的选择，左主干病变优先搭桥，局限性狭窄可以考虑介入。
整整一个半小时的分享，没有空泛的理论，全是实打实的数据、病例、可操作的方案。
从诊断到治疗，从急性期处理到长期管理，环环相扣，逻辑严丝合缝。
台下静悄悄的，只有偶尔响起的手机拍照声。
陈主任盯着屏幕上的并发症数据，眉头皱着，不是质疑，是在对照自己以前遇到过的病例。
他想起三年前有个35岁的女患者，左主干狭窄，当时放了支架，半年后就再狭窄了，现在想想，说不定就是大动脉炎活动期做的手术。
……
“分享结束，进入提问环节。”邹立乾话音刚落，来自西京医院的张教授就举手了。
他今年六十多岁，是国内血管炎领域的老专家，头发全白了，但是声音却依旧洪亮：“周医生，我有个问题。你说活动期不能介入，那如果患者左主干重度狭窄，反复心绞痛，甚至有心梗风险，炎症指标一时半会儿降不下来，怎么办？总等着吗？”
这个问题很尖锐，也是临床最常遇到的困境。
台下所有人都盯着周成，看他怎么答。
周成点点头，显然早有准备：“张老师问得很好。这种高风险的患者，我们分两种情况。第一种，药物能控制症状，就强化抗炎治疗，用激素冲击加生物制剂，尽快把炎症压下去，稳定后再手术。”
“第二种，药物控制不住，有急性闭塞风险，那就做过渡性治疗。只做球囊扩张，不植入支架，先开通血管、缓解缺血，等炎症控制住了，再根据情况决定要不要放支架。我们队列里有2例这种情况，都是急诊球囊扩张，术后抗炎半年，复查狭窄都减轻到50%以下，不用再二次手术。”
他调出那两例患者的造影前后对比图。
术前术后的血管直径、炎症指标变化，标得清清楚楚。
张教授点点头，坐了下去，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
第二个提问的就是魔都的陈主任。
他是国内心内科领域的顶级专家，牵头很多重点项目，在科研方面有绝对的话语权。
陈主任扶了扶眼镜，试探性地询问道：“周医生，你的数据主要来自克利夫兰的西方人群。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大动脉炎的表型上有差异，比如我们东方人主动脉弓上分支受累更多，西方人肾动脉受累更多。你怎么确定你的治疗方案适合中国患者？国内32例的样本量还是太小了。”
这话已经带了点质疑研究适用性的意思。
台下不少人都跟着点头。
周成没有急着辩解，先认同了他的观点：“陈主任说得对，种族差异确实存在。所以我们才启动这次全国多中心研究，就是要积累我们自己的人群数据。”
他翻到下一页PPT，是国内32例患者的基线特征和初步随访结果。
“目前入组的32例，全部是汉族患者，平均年龄24岁，90%是女性，左主干受累占比72%，确实比西方人群比例高。”
“但在治疗反应上，激素联合环磷酰胺的有效率是87.5%，和西方人群数据接近。先抗炎后手术的11例患者，目前随访最长18个月，只有1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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