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问的问题很奇怪：关于萨格里什的历史，关于是否有‘特殊藏书’，关于伊莎贝尔姑奶奶的学生。”
“我让若昂大叔告诉他们，这里只有渔村，没什么特别的，”马特乌斯说，“但他们逗留了三天，在海边画画——但画的是地形图，不是风景。”
“宗教裁判所的探子？”
“可能性很大。或者为某个贵族派系工作，想找到攻击阿尔梅达家族的证据。”
贝亚特里斯坦感到一阵寒意。萨格里什一直是个相对安全的空间，因为偏远，因为低调。但如果连这里都被注意到……
“我们需要准备撤离方案，”她说，声音冷静，“不是恐慌，是预防。”
马特乌斯点头。“我已经在做了。有三个隐藏地点：北面的岩洞网，南面的废弃修道院，内陆的山村。每个地点都储备了基本物资，有可靠的联络人。”
“还有人员，”贝亚特里斯补充，“索菲亚最近进步很快，可以独立教学。其他几个年长的孩子——安东尼奥、玛丽亚、若热——也开始理解我们在做什么，为什么做。”
“你信任他们？”
“我信任他们的选择，”贝亚特里斯坦纠正，“我展示了两种葡萄牙：一种在里斯本，一种在这里。他们选择了这里。选择带来责任，责任带来忠诚。”
那天晚上，萨格里什举行了非正式的社区会议。不是在什么正式场所，是在玛利亚婶婶的厨房——最大的房间，能容纳二十多人。火炉烧着，炖锅冒着热气，面包的香味弥漫。
贝亚特里斯没有隐瞒。“可能有危险靠近。不是确定的，是可能的。如果有人来调查我们，询问我们的教学，我们的藏书，我们的联系……我们需要统一说法。”
村民们安静地听着。这些大多是世代生活在萨格里什的人，有的家庭可以追溯到恩里克王子时代。他们见过航海家来来去去，见过帝国兴起，也见过它开始褪色。
老若昂——不是贝亚特里斯的祖父，是村里的老渔民——第一个开口：“我爷爷为恩里克王子修过船。他说王子常说：知识应该像海风，自由流动，不是锁在柜子里。如果现在有人想锁柜子，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保持沉默，”玛利亚婶婶说，“不说谎，但不说全。问教学？我们教孩子读书写字，为了更好地读《圣经》。问藏书？都是老书，航海图，草药书，没什么特别的。问联系？谁没有远亲呢？”
其他人点头。这是一种朴素的智慧：不直接对抗，用平凡掩盖非凡；不否认事实，但控制叙事。
“但如果有搜查呢？”年轻的安东尼奥问，他十六岁，是学得最快的学生之一。
“那我们就‘配合’，”马特乌斯说，“但有些东西不会让他们找到。有些书在墙里，有些地图在船底，有些信……早就化成灰了。”
“而且，”索菲亚轻声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脑子里的东西。他们可以烧书，但不能烧记忆。只要记得，就可以重写，重教。”
会议持续到深夜。计划细化：谁负责预警信号（渔船上的特定旗帜），谁负责快速隐藏关键物品，谁负责与外界联络，谁负责照顾老人和孩子。这不是第一次面临威胁——萨格里什在宗教裁判所开始扩张时就有所准备——但这次感觉更近，更具体。
散会时，老若昂拉住贝亚特里斯坦的手。老人的手掌粗糙如礁石，但温暖。“孩子，别怕。萨格里什见过大风浪。恩里克王子时代，有人说航海是浪费钱；后来有人说绕过非洲是找死；现在有人说自由思想是异端。但你看，航海继续了，非洲绕过了，思想……只要有人坚持，也会继续。”
贝亚特里斯坦感到喉咙发紧。“谢谢您。”
“不用谢。我们在守护的，不仅是你们阿尔梅达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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