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前表现：当被问及读书时，只说读《圣经》；当被问及星星时，只说“上帝的灯”；当被问及草药时，只说“奶奶教的退烧叶子”。然后，在绝对安全的时刻——深夜在自家屋内，或海边只有家人时——她才教真正的知识。
“为什么我要假装？”莱拉问，聪明的小脸上带着困惑。
贝亚特里斯坦思考如何向七岁孩子解释政治压迫。“有些人不喜欢别人知道太多，宝贝。他们认为只有一种正确的知识，一种正确的思考方式。”
“但我们知道不止一种。”
“是的。所以我们悄悄保存这些知识，就像保存珍贵的种子。有一天，当土壤更适合时，我们可以公开种植它们。”
“那要等多久？”
“妈妈不知道。可能要很久。但等待时，种子仍然在，在黑暗中，等待阳光。”
莱拉似懂非懂地点头，但接受了这个解释。孩子适应力惊人，很快学会了在不同场合切换表现：在士兵面前，她是安静、顺从、略显迟钝的渔村女孩；在家人和信任的村民面前，她是好奇、聪明、热爱学习的孩子。
1575年夏天，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托莱多少尉宣布要“修复”废弃的航海学校遗址。“作为历史遗迹，应该保存，”他说，但贝亚特里斯坦怀疑他真正的目的是彻底搜查那个地方。
修复工作持续了三周。士兵们清理了废墟，加固了残墙，建了一个小纪念碑，刻着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铭文：“纪念恩里克王子，航海事业的奠基者，他的精神指引葡萄牙与西班牙联合探索世界。”
“他们在篡改历史，”安东尼奥愤怒地低语，“把恩里克王子变成西班牙-葡萄牙联合的象征。”
“但至少遗址本身被保存了，”贝亚特里斯坦更实际，“而且，他们搜索后没有发现我们的隐藏点——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好。”
第二件事更令人不安：拉古什的教区神父被调离，换来了一个年轻得多的神父，名叫伊尼戈神父，来自西班牙，热情而严格。他立即宣布要“强化萨格里什的宗教生活”：每周两次弥撒，每日祷告会，对孩子们的教义问答更频繁。
“他在寻找异端，”索菲亚在秘密会议上说，“我听过他布道：强调绝对服从，单一真理，怀疑任何‘非正统’的知识。”
“那我们怎么办？”玛利亚婶婶担忧，“每月一次弥撒我们已经配合，每周两次……而且孩子们要被单独问话。”
贝亚特里斯坦思考着。直接拒绝不可能，但完全配合意味着更多暴露风险。
“我们配合，但控制信息，”她说，“教孩子们标准答案，统一口径。同时，让几个年长村民表现得特别虔诚，转移注意力。”
“扮演角色，”马特乌斯领会，“像剧场一样。”
于是萨格里什上演了微妙的戏剧：玛利亚婶婶成为最热情的礼拜者，每次都坐在前排，大声回应，泪流满面；几个村民“偶然”被听到批评过去葡萄牙的“错误”，赞扬西班牙带来的“秩序与纯正信仰”；孩子们背诵完美的教义答案，但一问到具体知识就“记不清了”。
伊尼戈神父似乎被这些表现迷惑了。他在报告中写道：“萨格里什村民简单而虔诚，虽然偏远但信仰坚定，没有异端污染迹象。”但他没有完全放松，要求增加告解频率，希望通过忏悔发现隐藏的罪。
1575年秋天，贝亚特里斯坦收到了佛罗伦萨的来信。由于通信困难，这封信历时四个月才到达，通过复杂的漂流瓶和渔船网络。父亲贡萨洛写道：
“……西班牙对葡萄牙的控制正在系统化。菲利普二世承诺尊重葡萄牙法律和特权，但实际在逐步替换官员，控制军队，影响教会。你们的处境我们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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