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那些书，”老若昂坚持，“有些是孤本，一旦失去就永远消失了。”
“但不交出会被搜查发现，后果更严重，”马特乌斯现实地说。
贝亚特里斯坦思考良久，提出了一个方案：制作“替代版本”。将敏感书籍的关键内容抄录在防水材料上，隐藏到安全地点；原书则进行“自我审查”——用墨水涂抹或裁剪掉可能被视为问题的段落，然后上交这些“净化版”。
“工作量巨大，”杜阿尔特说。
“但值得。我们在保存精髓，即使外壳受损。”
整个网络动员起来。白天，成员们正常劳作；夜晚，他们轮流在多个隐蔽地点抄录、隐藏、修改书籍。贝亚特里斯坦负责最敏感的部分：她祖父贡萨洛的手稿《帝国的代价》和《开放的海，封闭的心》。这些著作直接批判葡萄牙的征服转向和西班牙的压迫政策，如果被发现，整个网络都可能被摧毁。
她决定不冒险保留纸质副本，而是将核心内容转化为口传诗歌和故事，让多个成员背诵。物质载体可以销毁，但记忆只要有人承载就能延续。
十月初，上交期限前一天，大部分工作完成。五百多本书籍被“净化”，关键内容已被转移或记忆。然而，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
伊莎贝尔负责隐藏最后一批抄录本的地点被意外暴露——一个渔民的狗挖开了隐藏点的伪装，虽然及时掩盖，但引起了路过士兵的注意。
“他们明天可能会搜查那个区域，”伊莎贝尔深夜赶来报告，脸色苍白，“如果抄录本被发现……”
“我们必须今晚转移，”贝亚特里斯坦立即决定，“但夜间禁令已经生效，外出风险很大。”
“我去，”马特乌斯站起来，“我对地形熟悉，而且如果被捕，我是‘渔船船长’，有理由夜间检查渔网。”
“不，太危险。我们需要更安全的方案。”
最终方案是：马特乌斯和杜阿尔特假装醉酒争吵，引起巡逻队注意，将他们引离隐藏区域；同时，伊莎贝尔和另一个年轻成员快速转移物品。
计划执行了。午夜时分，马特乌斯和杜阿尔特在港口附近“大声争执”，果然引来一队巡逻士兵。在士兵处理“纠纷”时，伊莎贝尔和同伴成功转移了抄录本，藏到了更深的岩洞中。
但代价是：马特乌斯和杜阿尔特因“违反宵禁和公共秩序”被拘留一夜，罚款，并在治安记录上留下标记。
“值得，”马特乌斯释放后说，“书籍安全了。”
然而，事情没有结束。托雷斯修士——那个宗教裁判所代表——注意到了这个事件。在他看来，两个平时守法的渔民突然在宵禁时“醉酒争吵”，时机巧合得可疑。
三天后，托雷斯修士亲自来到记忆之屋，表面是“视察教育设施”。
贝亚特里斯坦以完全合规的方式接待：展示西班牙教材，介绍白天的标准课程，强调社区对“文化统一”的支持。
托雷斯修士细长的眼睛扫过每一个书架，每一张课桌，每一面墙壁。“我听说你们这里晚上也有活动？”
“偶尔有成人识字课，使用同样的教材，”贝亚特里斯坦平静地回答，“许多成年渔民不识字，我们帮助他们阅读《圣经》和官方通告。”
“使用的是葡萄牙语还是西班牙语？”
“西班牙语，大人。这是规定。”
托雷斯点头，但显然不完全相信。他走到一面墙前，那里挂着一幅简单的马德拉群岛地图——没有任何敏感信息，但绘制精细。
“谁绘制的地图？”
“我丈夫，他是渔船船长，熟悉海域。”
“很精确。他学过制图？”
“自学，大人。渔民需要了解海岸线和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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