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你岳父牺牲的那个案子，我师父是技术负责人。案子结束后，他被调离岗位，说是‘另有任用’。但三个月后，他就彻底消失了。上面说他辞职了，但我知道，不可能。他那种人，不会辞职。”
陆峥看着他：“你怎么知道？”
马旭东转过身，苦笑了一下：
“因为他走之前，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他说：‘旭东，有些事，你不知道比知道好。记住，以后不管谁问你，都别说我是你师父。’然后就挂了。”
“从那以后，你再没见过他？”
“没有。”马旭东摇摇头，“但我每年生日，都会收到一张没有寄件人的明信片。上面只有四个字——‘好好活着’。”
陆峥沉默了。
章明远。夏明远。两个名字都有一个“明”字。十年前，他们是同事，是搭档，一起追查同一个案子。案子结束后，一个牺牲，一个消失。现在，夏明远留下的U盘，只有章明远的技术能维护。
这不是巧合。
“旭东，”陆峥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师父可能还活着，而且在暗中调查什么？”
马旭东看着他，眼神里闪过一丝什么。
“想过。”他说，“但我不知道他在查什么，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我只知道，如果有一天他需要我，我会在。”
陆峥拍拍他的肩膀，没再说什么。
二
同一时间，城东某高档小区。
夏晚星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面前摊着母亲的遗物。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里，装着几本旧日记、一沓发黄的照片、还有一枚已经停走的女士手表。
她拿起那本最旧的日记，翻开第一页。
母亲的字迹娟秀工整，记录的是她刚参加工作那几年的琐事。夏晚星一页一页翻过去，看到的是八十年代末的江城——码头、货轮、还有那些现在已经消失的老街。
翻到中间，她忽然停住。
这一页的日期是19-89年6月15日，只有短短几行字：
“今天处里来了新同事，叫林海生，刚从学校毕业，分到货运处。小伙子挺精神，嘴也甜，见谁都叫老师。处长让我带他熟悉业务，以后就是搭档了。”
夏晚星的手指在“林海生”三个字上轻轻摩挲。
原来，母亲和林海生真的做过同事。而且不只是同事，还是“搭档”。
她继续往下翻。
接下来的几个月，日记里频繁出现林海生的名字：
“7月3日：今天带海生去码头，他学得很快，一看就懂。处长说他是个好苗子，让我多带带。”
“8月21日：海生请我吃饭，说是感谢我这段时间的教导。他这人挺实在，不像是装的。”
“10月9日：今天加班太晚，海生主动送我回家。路上聊了很多，他说他家里条件不好，能走到今天全靠自己努力。我挺佩服他的。”
夏晚星越看越不对劲。
这些日记里，母亲对林海生的态度，从最初的“同事”慢慢变成“朋友”，又慢慢变成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她不敢往下想，但又不得不往下想。
翻到1990年3月，日记忽然变得简短，甚至有些潦草：
“3月12日：今天海生跟我说了一些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3月15日：三天了，我没去上班。处长打电话来问，我说病了。”
“3月20日：明远来找我。他说他知道了，但他不在乎。我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在乎。我只知道，那天晚上，我哭了很久。”
夏晚星的手开始发抖。
明远——那是她父亲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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