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手扶着她的肩膀，眼睛红红的，但没有哭。
“晚星，爸爸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牺牲了。”
八岁的夏晚星不太理解“牺牲”这个词的含义。她以为是爸爸受了伤，在医院里，过几天就会回来。她问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妈妈没有回答。她低下头，额头顶着夏晚星的额头，肩膀剧烈地抖动着，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那是夏晚星第一次知道，原来大人哭起来也可以这么安静。
后来她慢慢懂了。“牺牲”不是受伤，不是去医院，不是过几天就能回来。牺牲就是再也回不来了。就是她的书包里永远少了一个人来接她放学，就是家长会上永远有一个空着的座位，就是每年生日的时候再也没有人偷偷把礼物塞在她的枕头底下。
她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接受了这个事实。长到她已经记不清具体有多长，只记得某一个普通的、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的早晨，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不再想哭了。她看着窗外的阳光，觉得今天的天气真好，然后起床，洗脸，刷牙，吃早饭，去上学。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到她觉得自己已经好了，已经放下了，已经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
但现在她才知道，她从来没有放下过。她只是把那根刺藏在了心里最深的地方，藏到连自己都以为它不在了。可今晚，陆峥的一句话把那根刺狠狠地拔了出来，连血带肉，疼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来。
不知道在地上坐了多久，她终于站起来，开了灯。灯光刺眼，她眯了一下眼睛，走到客厅的茶几前，蹲下来，拉开最底下的抽屉。抽屉里放着一个旧铁盒，是那种老式的饼干盒，上面的漆已经斑驳了，露出底下生锈的铁皮。她打开铁盒，里面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几张老照片，一枚军功章，一根断了表带的手表，还有一封信。
信是爸爸留给她的。不是那种正式的遗书，就是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几行字，字迹潦草得像是匆忙之间写下的：
“晚星，爸爸出任务去了，这次可能要很久才能回来。你要听妈妈的话，好好吃饭，好好学习，不要挑食。等你长大了，爸爸就回来了。爸爸永远爱你。”
她那时候太小了，小到以为“很久”就是几天，就是几周，就是几个月。现在她长大了，大到终于明白——爸爸说的“很久”，是永远。
她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里，把信封贴在胸口，闭上眼睛。信纸上早已没有了爸爸的味道，只有陈旧的纸浆和铁锈的气味，但她还是把它贴在胸口，好像这样就能离他近一些。
手机忽然震了。
她拿起来一看，是一条消息，来自一个陌生号码。消息只有一句话：“晚星，对不起。”
她盯着这三个字，心跳得厉害，快到她觉得自己的心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她的手在发抖，抖到几乎握不住手机。她用两只手捧着手机，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了三遍，看了五遍，看了十遍。
对不起。
三个字。一个父亲对女儿说了三个字。
她没有回这条消息。不是不想回，是不知道回什么。回“没关系”？不是，有关系，很有关系，这十年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抹平的。回“你在哪”？不能问，她知道规矩，有些东西不是她该知道的。回“我想见你”？太软弱了，她是国安的情报员，她不应该说出这么软弱的话。
她最后只回了一个字：“嗯。”
消息发出去之后，那个号码再也没有回复。她试着拨过去，提示已关机。她知道这很正常——这种号码，用一次就废了，永远不会再有人接。
她把手机放在茶几上，把铁盒里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拿出来，摊在面前。老照片上，爸爸穿着一身军装，站在一棵大树下面，笑得像个傻子。她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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