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略和勇气不防炮弹，”小威廉说，“而且法国人的炮弹和我们的一样硬。”
家族事业也面临继承问题。
扬叔叔的健康在恶化。春天，他完成了最后一幅大型油画：《时代的肖像》。画面中，17世纪的荷兰被描绘成一位中年妇人，面容依然美丽但眼角已有皱纹，手中拿着天平、船模和画笔，脚下是账本和郁金香，背景是逐渐暗下去的金色天空。
“这是我的告别，”他对前来看画的家人说，“不是立刻告别，但快了。画家知道什么时候颜色调对了，什么时候该放下画笔。”
小威廉看着画，突然意识到：叔叔八十三岁，自己六十八岁，他们都是17世纪的孩子，见证了荷兰的崛起、巅峰和缓慢的黄昏。而下一代——扬二世、玛丽亚——成长于战争和债务中，他们的荷兰已经是不同的国家。
“画该放在哪里？”玛丽亚问。
“莱顿大学吧，”扬叔叔说，“如果他们愿意收。或者阿姆斯特丹历史博物馆。不要放在私人收藏里，艺术应该被看见。”
玛丽亚自己的研究所面临命名尴尬。“国王威廉农业研究所”现在没有国王威廉了。赞助她的英国农业协会建议改名“安妮女王农业研究所”，以讨好新君主。
“绝不，”玛丽亚坚决地说，“我们是荷兰的研究所，研究荷兰的土地。我们就叫‘荷兰农业研究所’，简单明了。”
但名字改变伴随着资金压力。英国赞助方减少了拨款，理由是“战争优先”。荷兰各省议会表示同情但不给钱——“农业研究很重要，但目前财政紧张”。
玛丽亚的丈夫约翰（现在是陆军上校，正在佛兰德斯前线）写信建议：“也许该商业化一些成果。你们培育的耐盐小麦种子，可以卖给农民，用收入补贴研究。”
“那不就变成生意了？”
“一切最终都是生意，亲爱的，”约翰在信中写道，“尤其是在没有国王保护的共和国里。”
与此同时，扬二世的航运公司遇到了新挑战。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导致地中海航线风险剧增，法国和西班牙私掠船猖獗。保险费率涨到战前的三倍。
更糟的是，英国海军开始更严厉地执行《航海条例》，扣押“涉嫌与敌国贸易”的荷兰船只——定义模糊，执行随意。
“上周他们扣了我们两艘船，”扬二世在账房报告，“说船上可能有法国货物。我们付了罚款才放行，但货物已经变质了。”
小威廉看着损失报告：“我们需要英国朋友。高层朋友。”
“在安妮女王的宫廷里？我们认识谁？”
小威廉想了想：“丘吉尔。现在是马尔堡公爵了，英国军队总司令。他在威廉国王时期就欣赏我们的效率。也许可以……投资他的战争努力。”
“贿赂？”
“投资，”小威廉纠正，“提供优惠的运输服务，捐赠‘爱国基金’，邀请他的侄子来公司实习。用商业语言包装政治关系。”
扬二世皱眉：“祖父会赞同吗？”
“你祖父会先计算成本效益比，”小威廉说，“然后问：有没有更便宜的方法？如果没有，就做。这是荷兰的生存之道：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找到可计算的妥协。”
1703年，政治空白开始显现后果。
荷兰军队在佛兰德斯由多位省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指挥，决策缓慢，常常错过战机。马尔堡公爵（英国指挥官）私下抱怨：“和荷兰人合作就像和七只乌龟赛跑——每只要先问自己的壳同不同意前进。”
战场的失利反映在财政上。国债继续攀升，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的共和国债劵价格跌至面值的百分之七十。这意味着政府借新债要付更高利息，形成恶性循环
-->>(第2/5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