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后似乎学到了比赚钱更重要的东西：自知之明。
“那就第二条，”他说，“但需要改革。我们需要更小的船、更灵活的航线、更低的成本。还有……”他停顿，“需要你参与管理。不是作为金融天才，而是作为需要学习实体业务的继承人。”
威廉点头：“我同意。但有一个条件：我要带一个人进公司。我的表妹，卡特琳娜的女儿索菲亚，刚从巴黎回来。”
“那个跟伏尔泰混在一起的女孩？”扬二世皱眉。
“她不是‘混在一起’，是在协助他整理荷兰思想家的著作。而且她带回了一些……有趣的见解。”
索菲亚·范德维尔德踏入家族公司会议室时，带来了一股不属于阿姆斯特丹的气息。不是香水味——她穿着简单，深蓝色连衣裙没有任何装饰——而是一种思想的气场。二十二岁，黑发，眼睛像她外祖母玛丽亚一样锐利，但多了一种哲学家的疏离感。
“谢谢您见我，外叔公，”她称呼扬二世的正式头衔，“威廉表哥说您愿意听听新想法。”
“只要不是建议我们改行卖法国哲学书，”扬二世难得地尝试幽默，“听说你在巴黎和伏尔泰先生工作？”
“整理他的手稿，主要是关于荷兰的部分。”索菲亚坐下，姿态优雅但毫无做作，“伏尔泰先生正在写一篇长文，比较欧洲各国的‘民族性格’。关于荷兰，他有个有趣的观察：荷兰人把一切都变成了交易，甚至包括思想。”
“这不是批评，”她快速补充，“他认为这是荷兰伟大的原因，也是……限制。当自由成为商品，宽容成为卖点，创新成为投资，就会失去某种纯粹性。”
扬二世想起弟弟扬叔叔——画家扬，他晚年也说过类似的话：“艺术不应该被账本束缚。”
“所以你的建议是？”他问。
“不是建议，是观察，”索菲亚说，“我在整理荷兰黄金时代的哲学家著作：斯宾诺莎、格劳秀斯、笛卡尔（虽然他是法国人，但大部分时间住在荷兰）。他们能在荷兰蓬勃发展，因为这里的思想市场是自由的——各种思想竞争，最好的胜出。但现在……”
“现在怎样？”
“现在思想市场在萎缩。莱顿大学还在，但更多是职业培训而非思想探索。出版社还在印书，但更多是实用手册而非哲学著作。荷兰曾经是欧洲的‘思想交易所’，现在只是……商品交易所。”
扬二世思考着这话。他想起了父亲小威廉常说的：“荷兰的强项是计算，但计算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所以呢？”他问，“你要我资助哲学研究？”
“不，”索菲亚微笑，“我要建议公司做一件很小但象征性的事：在每条船上放一个小图书角。不是宗教书，不是商业手册，是历史、哲学、科学。水手们长途航行时有时间阅读。也许不能改变什么，但……是一种姿态。”
“什么姿态？”
“荷兰不只是运送货物的国家，也是运送思想的国家。即使现在衰落了，也不应忘记这个传统。”
扬二世答应了。成本很低，潜在回报无法计算——这正是问题的核心。范德维尔德家族擅长计算可计算的东西，但世界越来越被不可计算的东西驱动：思想、信任、象征意义。
与此同时，在莱顿，玛丽亚的农业研究所面临着生存危机——不是资金危机，是意义危机。
1718年培育的抗病小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五个省，帮助稳定了战后粮食供应。但政府的新政策是：减少农业补贴，鼓励“经济作物”如亚麻、染料植物，这些能出口赚外汇。
“但粮食安全呢？”玛丽亚在省议会的听证会上质问，她六十七岁了，声音依然有力，“如果我们只种能卖钱的东西，饥荒来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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