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技术团队，对与‘归途科技’携手挑战技术前沿，抱有极大的兴趣和期待。”
走出“精工材料”大楼，东京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刘丹和肖尘没有打伞，任由冰凉的雨丝打在脸上，冲刷掉会议室里的沉闷和压力。
“第一步，算是迈出去了。”刘丹呼出一口白气，“松本是关键人物，他心动了。但董事会那关，还不好说。”
“至少，我们在他们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肖尘望着灰蒙蒙的天空，“一颗关于未来、关于技术尊严、关于更大舞台的种子。这比单纯的商业合同，更有力量。”
“接下来，就是继续浇水施肥，同时，防备‘深蓝动力’狗急跳墙了。”刘丹眼中闪过一丝冷意。她知道，对方绝不会坐视“精工材料”倒向自己这一边。
就在东京的谈判取得初步进展时，韩薇在国内，正面临着另一场没有硝烟、却更加凶险的战斗。
那份“全球教育科技伦理治理框架倡议（草案）”的传播范围在悄悄扩大，支持者的名单也在增加。更让韩薇警觉的是，她发现“萤火”伦理委员会内部，有几位成员（包括那位基金会专家）开始频繁地在内部讨论中，有意无意地强调“建立行业统一伦理标准的紧迫性”，并将“萤火”的一些现行做法，包装成“标准”的“最佳范本”，隐隐有将“萤火”推出来“扛大旗”的意味。
韩薇意识到，不能再等待了。她必须主动出击，在“框架”形成气候、将“萤火”架上去之前，表明立场，掌握话语权。
她没有选择在伦理委员会内部公开反对（那可能会引发分裂，并给对手攻击“萤火”不重视伦理的口实），而是另辟蹊径。她以“萤火”首席执行官的名义，亲自撰写了一篇题为《技术向善：在探索中实践，在开放中进化》的长文，并选择在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伦理论坛上公开发表。
在文章中，她首先高度肯定了建立行业伦理共识的重要性，回顾了“萤火”在数据隐私、算法公平等方面的实践与教训，将其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业界。但紧接着，她笔锋一转，提出了核心观点：
“真正的‘向善’，不在于制定出一套看似完美、实则僵化的‘标准’，而在于培养一种深入每个技术开发者内心的‘向善的敏感’和‘伦理的自觉’；不在于建立一个高高在上的‘认证’机构，而在于构建一个开放、透明、包容的‘实践社区’，让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文化背景，都能在其中对话、碰撞、共同演进。”
“技术，尤其是教育技术，日新月异。今天被视为‘伦理’的实践，明天可能因为技术的进步和认识的深化而显得不足甚至偏颇。用静态的‘标准’去框定动态的、充满可能性的技术未来，本身可能就是最大的‘不善’。它可能扼杀创新，可能被既得利益者利用，可能在不经意间，将‘善’的初衷，异化为‘恶’的枷锁。”
“因此，‘萤火’愿意成为这样一个‘实践社区’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但我们反对任何试图将多元、复杂的伦理实践简化为单一、排他性‘标准’的尝试。我们呼吁，将关注点从‘制定规则’，转向‘构建能力’——帮助更多的开发者、企业、监管者，提升识别、分析和应对伦理挑战的能力。我们相信，只有在开放、探索和持续的对话中，‘技术向善’才能真正扎根、生长，而不是沦为空洞的口号或新的壁垒。”
文章发表后，在科技伦理界和部分教育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支持者赞赏“萤火”的清醒和勇气，认为其点破了当前伦理讨论中“重规则、轻实践”、“重认证、轻赋能”的误区。反对者（主要是那些草案的推动者及其盟友）则批评韩薇“过于理想化”、“逃避责任”、“为不愿受约束的技术扩张寻找借口”。
但无论如何，韩薇的这篇文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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