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坐。」
「现在呢？曼哈顿最顶尖的律所，高级合夥人年薪两千万美元。他们每天在干什麽？
帮垄断药企打反垄断官司，帮保险公司找漏洞拒赔，帮医院推卸致死医疗事故的责任！」
「收着全世界最昂贵的律师费，乾的却是把当事人口袋里的最後一个硬币榨乾的勾当，然後还能找出一千个法律条款来证明这事儿合法合规。」
「他们白白挥霍了人们对医生和律师的信任。」
「信任这东西，花了两百年才一点点攒起来，花了三十年，就败得一乾二净。」
「苏联倒台到现在，三十多年了。林恩，你去看看急诊大厅里那些病人的眼神。」
「他们走进医院大门的时候，脑子里的第一个念头早就不是医生能不能救我的命」，而是「这一趟，要榨乾我多少钱」。」
「你再去看看法庭上那些当事人，他们雇律师的时候，想的根本不是正义能不能得到伸张」，而是对面那个律师，是不是比我雇的这个更贵、更狠」。」
「人们不再尊重医生了，林恩。也不再尊重律师了。
95
老哈德逊从桌上拿起老花镜，颤抖着手，慢慢架回鼻梁上。
镜片後面的那双老眼，浑浊中透着一种深不见底的悲哀与不甘。
「你说日语和中文里都管医生叫先生」。先生，先於他人而生，是先知先觉的人，是值得别人仰起头来看的人。」
「这个称呼，要是放在今天的美国————」
老头儿嗤笑一声。
「简直是天大的讽刺。」
「我们这帮人，舒舒服服地坐在年薪百万的真皮办公椅上，冷眼看着穷人在急诊大厅的塑料椅子上痛苦地熬上八个小时，然後下了班，开着保时捷去长岛打高尔夫。你管这种人，叫先生？」
「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先生？还是先天下之乐而乐的先生？」
办公室里陷入了死一般的死寂。
窗外隐约传来救护车的凄厉鸣笛，在寂静的空间里拉长成一条尖锐的线。
林恩坐在椅子上，沉默了很久。
「教授，您讲的这些，我在大都会的每一天，都能闻到那种腐朽的味道。」
「这套体制已经彻底异化了。它不是某一个人的贪婪，它是一整面密不透风的墙，冗长的审批流程、苛刻的保险条款、无处不在的医疗诉讼阴影、层层叠叠的行政手续。」
「你在里面待久了，手脚都会被无形的线绑死。每一刀切下去之前，你脑子里跳出来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怎麽救人，而是这一刀，会不会给自己惹上官司。」
林恩擡起头，目光清明而坚决。
「我想做的急救站，不一样。」
「没有理事会的指手画脚，没有七层楼高的行政审批，没有那些和救命毫无关系的狗屁流程。我的手术排期我自己定，我的分诊标准我自己定。谁该救、怎麽救、救到什麽程度，由我来判断。」
「我不想再隔着一面玻璃墙去够病人了，教授。」
「我想把墙拆了。」
老哈德逊摘下眼镜，用白大褂的衣角缓缓擦拭着镜片。
那只类风湿变形的右手，抖得比刚才更厉害了。
「你和卡西身上，有一种东西，是我在这一代美国医生身上再也看不到的。你们，是真的把病人当人」在看。」
「这话听起来像句废话，但在今天的美国医疗界，能做到这一点的医生，比华国的大熊猫还要稀有。」
「你要出去，我不拦你。」
「事实上————」
老哈德逊将双手重重地撑在桌面上，拄着手杖，有些艰难地站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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