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开始四处采访。

    他去看那些刚从奠边府撤下来的法军俘虏。他们瘦得皮包骨头，眼睛里全是恐惧，说起越盟的丛林，像说起地狱一样。他去看那些从北方逃来的难民，他们挤在教堂里、学校里、任何能遮风挡雨的地方，不知道明天在哪里。他去看那些还在打仗的地方——湄公河三角洲，法国人和越盟还在打，每天都在死人。

    他一直在拍，一直在记。胶卷用完了，就托人从香港买。笔记本写满了，就再买一本。

    有一天，他在一家咖啡馆里遇到了一个人。

    那是一个美国记者，四十多岁，戴着一副眼镜，正在角落里写稿子。他抬起头，看见林卫国胸前的莱卡相机，眼睛亮了一下。

    “好相机，”他用英文说，“莱卡。我有一台一样的。”

    林卫国走过去，和他聊了起来。

    那人叫大卫·邓肯，是《生活》杂志的摄影师。他在二战时拍过太平洋战场，现在来越南拍这场新战争。

    “你是中国人？”邓肯问。

    林卫国点点头。

    邓肯看着他，突然问：“你认识罗伯特·卡帕吗？”

    林卫国愣住了。

    “我听说，”邓肯说，“他有一台莱卡，后来送给了一个中国女记者。那台相机，就是你手上这台吧？”

    六

    那天下午，邓肯给林卫国讲了很多卡帕的事。

    他讲卡帕在西班牙拍的那张《倒下的士兵》，讲卡帕在诺曼底登陆时拍的那些模糊的照片，讲卡帕在太平洋战场差点被炸死。他讲卡帕怎么喝酒，怎么笑，怎么在战场上开玩笑。

    “他是个疯子，”邓肯说，“也是天才。他用镜头让人看见战争，看见那些不该看见的东西。”

    林卫国听着，没有插话。

    最后，邓肯问他：“你来越南干什么？”

    林卫国想了想，说：“来找他。”

    “找他？他已经死了。”

    “我知道，”林卫国说，“但我还是想来看看。看看他最后走过的地方，看看他拍过的那些人。”

    邓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

    “我懂，”他说，“我也去找过一个人。在太平洋，一个日本记者，和我一样拍照。后来他死了，我去找过他待过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去。”

    七

    一九五四年七月，日内瓦协议签订。

    越南被分成两半，北边是胡志明，南边是保大。三百万人从北边逃到南边，几十万人从南边跑到北边。每条路上都是人，每座城市都是难民，每个角落都是眼泪。

    林卫国去了那些难民营，拍那些逃难的人。他拍那些抱着孩子的母亲，拍那些背着老人的儿子，拍那些推着独轮车装着全部家当的农民。他拍了一卷又一卷，直到相机里的胶卷全部用完。

    有一天，他在一个难民营里看见了一个小女孩。

    那女孩大概四五岁，一个人蹲在地上，手里攥着一个布娃娃。那个布娃娃很破旧，眼睛掉了一颗，棉花露在外面。

    林卫国愣住了。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怀里那个布娃娃——妈妈的，太爷爷的，跟着他们走了八十多年的那个。它还在。

    他看着那个女孩，想起妈妈说过的话：

    “你太爷爷带着这个布娃娃，从巴黎到君士坦丁堡，从旅顺到凡尔登。你外婆带着它，从卢沟桥到重庆，从延安到北京。我带着它，从朝鲜到上海。现在它跟你了。”

    他走过去，蹲下来，用蹩脚的法语问：“你叫什么名字？”

    那女孩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林卫国从包里拿出一块饼干，递给她。女孩接过来，咬了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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