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夜晚，没有尽头。
四
六月十五日，梅在难民营里遇到了一个人。
那天她跟着一群难民走进一个临时搭建的营地，想拍一些日常生活的照片。营地里挤满了人，到处都是帐篷，到处都是孩子，到处都是那种劫后余生的麻木。
她正拍着，突然看见一个年轻人蹲在一顶帐篷前面，手里拿着一台相机。那台相机很旧了，看起来像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但那个年轻人拍得很专注，像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一样。
梅走过去，用英语问：“你是记者？”
那个年轻人抬起头，露出一张年轻的脸，大概二十出头，皮肤很黑，眼睛很亮。
“不是，”他用不太流利的英语回答，“我是难民。但我喜欢拍照。”
梅看着他手里的那台破相机，心里涌起一股奇怪的感觉。
“你拍什么？”
年轻人想了想，说：“拍人。拍那些和我一样的人。我想让他们记住，我们存在过。”
梅愣住了。
这句话，她听过。从林卫国那里，从詹姆斯那里，从那些她采访过的记者那里。
“你叫什么？”她问。
“卡里姆，”年轻人说，“卡里姆·哈桑。”
五
那天下午，梅和卡里姆聊了很久。
他告诉她，他来自一个叫萨布拉的难民营，在那里出生，在那里长大。他的父亲是巴勒斯坦人，一九四八年被赶出家园，逃到黎巴嫩。他的母亲是黎巴嫩人，在难民营里认识了他父亲，生下了他。
“你父亲现在在哪？”梅问。
卡里姆沉默了一会儿，说：“死了。一九七六年，难民营被袭击的时候。他让我跑，他自己没跑出来。”
梅没有说话。
“你母亲呢？”
“也死了。后来，生病死的。难民营里没有药。”
梅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个年轻人，二十出头，已经失去了所有亲人。但他还活着，还在拍照，还在让人记住。
“你的相机哪来的？”
卡里姆低下头，看着那台破旧的相机：“捡的。从废墟里捡的。不知道是谁的，但我能用。”
梅想了想，从包里拿出那台莱卡——林卫国留给她的那台。
“你拿着。”
卡里姆愣住了：“什么？”
“这台相机，”梅说，“是我一个朋友留给我的。他叫林卫国，是个中国记者。他用这台相机拍了一辈子，现在该有人接着用了。”
她把相机递给卡里姆。
卡里姆接过来，手在发抖。相机很重，沉甸甸的，像装着一个人的命。
“我……我不会用这么好的。”
“你会学会的，”梅说，“你会拍得很好。”
六
接下来的几天，梅教卡里姆拍照。
她教他怎么对焦，怎么构图，怎么在危险的地方保护自己和相机。卡里姆学得很快，像天生就会一样。他用那台莱卡拍那些难民营里的孩子，拍那些等在救济站门口的妇女，拍那些被炸毁的房子。
有一天，他们一起出去拍照，路过一片废墟。卡里姆突然停下来，指着前面说：“那边，我父亲死的地方。”
梅顺着他的手指望去，看见一片残垣断壁，和周围的废墟没什么两样。
“你想去看看吗？”她问。
卡里姆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
他们走过去，站在那片废墟中间。卡里姆蹲下来，用手摸着那些碎砖，像是在摸一个人的脸。
梅站在旁边，没有打扰他。
过了很久，卡里姆站起来，举起相机，对着那片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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