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剑身近格处，有四个错金鸟篆铭文：“郢爯之剑”。“郢”为楚国都城，“爯”可能是人名或族氏。铭文虽小，但笔画清晰，是判定其身份和来源的关键。档案还记载，剑茎末端靠近剑首处，有一处因使用或陪葬导致的微小撞击凹痕。剑格上曾镶嵌的绿松石数量、排列方式也有详细记录。
苏瑾将目光紧紧锁定在剑身的菱形暗格纹和铭文区域。“阿斯特里翁”照片的清晰度足够高，放大后，那细密如锦缎的菱形纹路与档案中的显微照片纹理完全一致，那种独特的、非普通铸造所能形成的质感，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剑格上绿松石的镶嵌位置和缺失情况，也与档案记载相符。靠近剑格的铭文区域，尽管“阿斯特里翁”的图片没有特意展现铭文细节，但在高倍放大和增强处理后，“郢”字的轮廓依稀可辨。
最关键的是剑茎末端的微小凹痕。苏瑾仔细比对，在“阿斯特里翁”图片中剑茎与剑首结合部的特定位置，果然发现了一个极其细微的、不规则的凹陷，与档案照片中记录的凹痕位置、形状几乎一模一样。
“三号目标，菱形暗格纹青铜剑，即‘郢爯之剑’。外观纹饰高度匹配，为独特菱形暗格纹。发现关键特征：剑茎末端微小撞击凹痕（位置、形状吻合）。剑格绿松石镶嵌与缺失情况一致。剑身近格处铭文可见‘郢’字轮廓，与档案吻合。综合判断，为同一器物可能性大于99.9%。”阿九的结论掷地有声。
三件文物，全部确认无误。每一件，都有着独一无二、无法被轻易复制的“身份指纹”——或是铭文，或是独特的工艺痕迹，或是微小的损伤和修补。这些细节，构成了无可辩驳的证据链条。
苏瑾深吸一口气，压抑着内心的激动和愤怒。她调出另一个界面，上面是国际刑警组织数据库的截图，以及中国公安部当年发出的红色通报详情。
“阿九，将这三件文物的详细资料、特征比对结果，与国际刑警组织编号为 2003-7892-BJ（鼎）、2003-7893-BJ（壶）、2003-7894-BJ（剑）的红色通报进行关联确认。同时，调取我国文物局、公安部当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博协等机构提交的失窃文物正式文件及图片资料。”
“确认完毕。三件文物信息与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内容完全一致。我国官方失窃记录、照片、描述与现有档案及‘阿斯特里翁’图录信息吻合。红色通报至今有效，且被列为‘最高优先级’追索文物。”阿九迅速完成了关联。
“好。”苏瑾眼中寒光闪动，“现在，建立最终版‘文物清单及证据包’。包含以下内容：”
“一、文物基本信息：名称、年代、出土信息、原藏机构、文物级别、尺寸、重量、简要描述及高清图片（包括档案图片和‘阿斯特里翁’图录图片对比）。突出其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国宝’的地位和不可估量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二、失窃经过：简述2003年荆州博物馆‘11·17’特大盗窃案情况（时间、地点、作案手段），附上警方立案报告摘要、博物馆损失清单（节选）、现场勘查照片（如有）。
“三、法律状态：明确其为‘被盗赃物’。附上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全文截图（带编号和发布日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失窃文物数据库记录、中国政府历次追索声明文件摘要。强调其非法性，以及任何后续交易均为无效、非法的。
“四、身份确证：这是核心。详细列出每件文物的‘唯一性特征’比对结果，包括但不限于：铭文比对（鼎、剑）、独特纹饰比对（壶的错金银图案、剑的菱形暗格纹）、微观特征比对（鼎的古代修补痕、足部磨损；壶底的金箔补孔、壶盖结构；剑茎凹痕、绿松石镶嵌）。制作详细的对比图，用箭头和标注清晰指出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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