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的。有些还是老样子，卖糖葫芦的还在，那个老头还在，只是背更驼了，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卖早点的还在，炉子还是那个炉子，锅还是那口锅。那棵老槐树还在，树干更粗了，树冠更大了，风一吹，沙沙响。
他走到柔远驿门口，停下来。门开着，匾换了，上面写着“琉球会馆”四个字。漆是新的，红红的，在晨光里发亮。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六年前他走的时候，这里还叫柔远驿，匾是旧的，漆剥落了，字也模糊了。现在匾换了，字描金了，门口的石阶也重新铺了。可他知道，里面的那些人还在，里面的那盏灯还在。
向德宏站在大堂里，手里拄着一根拐杖。他的头发全白了，白得像雪。脸上皱纹密布，颧骨凸出来，眼窝凹下去，嘴唇干裂。可他的眼睛还是亮的，和六年前一样亮。他穿着一件半旧棉袍，袖口磨出了毛边，领口洗得发白。他站在那里，脊梁挺得笔直，可拐杖出卖了他——他的腿撑不住了。
两个人对视了很久。谁也没有说话。林义看着他花白的头发，看着他手里的拐杖，看着他脸上的皱纹。六年了，大人老了那么多。他在北京的时候，常在信里问——“大人身体还好吗？”向德宏每次回信都说——“好。”只有一个“好”字。他现在知道了，那个“好”字后面，藏着多少东西。
林义走进去，跪下。膝盖磕在砖地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
“大人，我回来了。”
向德宏没有扶他。他站在那里，看着跪在地上的林义，看了很久。他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的手从拐杖上抬起来，悬在半空中，停了一下，然后落在林义的头上。那只手很瘦，骨节分明，手指冰凉。
“回来了就好。”
林义抬起头。他的眼睛红了，可他忍着，没有哭。他站起来，从怀里掏出那几封信，双手递过去。信封已经皱了，边角卷了，上面盖着好几个章。六年的信，他每一封都收好了，按日期排好，用布包着，贴身放着。
“这是六年来陈宝琛大人给您的信。每一封我都收好了。还有一封，是张之洞大人的。他的信最短，只有一行字——‘球案宜缓’。缓了六年了。”
向德宏接过去，没有拆。他把信放在桌上，手指在信封上轻轻摸着。
“他们在北京的时候，有没有人为难你们？”
“为难的人多，帮忙的人少。”林义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在说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总理衙门的门房，头两年还让我们进去。后来不让了，连门都不让进。我们就在门口站着，站了六年。冬天站，夏天站。下雨站，下雪站。没人看我们，没人在乎。可我站着。站着比跪着难，站着腿疼，可我不能跪。林世功跪了，跪到死。我不跪。”
向德宏点了点头。他没有说话。他转过身，走上楼。楼梯很窄，他走得慢，每一步都要停一下。拐杖点在木板上，笃，笃，笃。那声音很轻，可在安静的早晨里格外清楚。
林义跟在后面。他看着向德宏的背影。那背影很瘦，肩膀驼了，腰弯了，棉袍穿在身上空荡荡的。他想起六年前，向德宏站在窗前，那盏灯亮着。那时候他的头发还是黑的，腰板还是直的。现在他老了。老得太快了。
林义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江风吹进来，带着咸腥味，吹得桌上的纸沙沙响。他看着闽江口的方向，看了很久。那艘黑船已经不在了，可他知道，他们还在。只是换了地方，换了方式。
“大人，那艘黑船还在吗？”
“早走了。”向德宏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走了两年了。可人还在。日本人换了地方，换了一种方式。他们开了照相馆，叫庐山轩，在仓山那边。表面上做生意，实际上是日本间谍的据点。”
林义转过身。向德宏坐在桌前，手里拿着那几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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